作者:王福明

出處:甲午網欄目:(暫缺)發表日期:2014年11月25日

摘要:1880年,為給正在英國建造的巡洋艦“超勇”、“揚威”選配水兵,李鴻章奏請清政府,認為登榮水師營的船只“船身本小,平時巡緝附近海面,為捕盜之用。若遇強…

關鍵詞: (暫缺)

榮成地處山東半島最東端,三面環海,岸線長達500公里,沿海有340多個漁村。飽受悠久海洋軍事文化思想的熏陶,民眾多悉水性。

自雍正十三年(1735年)裁成山衛設立榮成縣,同年置清軍成山水師營于該縣北境養魚池。駐扎在養魚池的成山水師(后改稱榮成水師),其防區北起成山頭,南至江南的鶯游門,巡防沿海2070海里。榮成水師歷經157載,在抵御打擊倭寇海盜、保證海路暢通,拱衛京師安全方面,發揮過重要作用。期間,榮成沿海青壯年投身登榮水師營服役者甚多。據(道光)《榮成縣志》、(光緒)《文登縣志》及(民國)《榮成縣志稿》所載,膠州水營千總加守備銜劉孔熙,登州水師營把總袁德惠、李思忠、唐世良,成山水師營千總袁中禮(2?),登州鎮標后營千總、榮成水師營守備劉仁緒(3?),榮成水師營游擊曲中和,登州鎮標水師前營千總劉得清、把總唐元魁、登州鎮標水師后營千總曹維屏以及登州水師營把總袁宜增、曹鴻德、呂振明、張松林,膠州水師營把總劉志賢(4?)等一大批水軍將士,都是來自于榮成。

1880年,為給正在英國建造的巡洋艦“超勇”、“揚威”選配水兵,李鴻章奏請清政府,認為登榮水師營的船只“船身本小,平時巡緝附近海面,為捕盜之用。若遇強敵,戰守皆未足恃”,申請將登榮水師船只開入大沽,從中挑選精銳士兵進行近代化訓練,以配備到西式軍艦上。經清政府允準,1880年9月27日,北洋水師記名提督丁汝昌等在大沽檢驗奉命到達的登榮水師營,從中挑選以千總袁培英為首的4名軍官、306名士兵,留在大沽嚴加訓練,使這些舊式水師的官兵成為新式海軍的最初骨干(5?)。袁培英,字育之,榮成成山人,授任藍翎四品銜北洋海軍提標盡先補用守備實缺千總。同年丁汝昌率領管帶林泰曾、副管帶鄧世昌、管隊袁培英等20人,以及經過嚴格挑選的來自山東榮成、文登等地和原屬舊式登榮水師的224名舵工、水勇、夫役組成接艦部隊,赴英國接帶?“超勇”?、“揚威”兩艘巡洋艦(6?)。在英期間,最令北洋水師官兵悲痛和難以忘懷的是袁培福、顧世忠倆人病逝。倆人安葬于異域他鄉的英國紐卡斯爾圣約翰公墓,墓碑上清晰記載著他們的籍貫與姓名:水勇袁培福,山東榮成人,赴英接船,因病于5月23日“夜亥初”卒于鈕克所市。5月26日清晨,管駕官及全體弁員水勇,前往鈕克所市官山為水勇袁培福送葬,并立墓碑,書曰:大清故勇山東登州府榮成縣袁培福之墓。在“超勇”?、“揚威”兩艦試航的當天傍晚,隨行文案池仲祐又去看望長眠于此的袁培福等人,“周視良久,為之慨然”,一位名叫瑪其梨的英國少女答應他將會照料這塊墓地(7?)。2002年,威海市檔案局檔案查取小組遠赴英倫,調查、征集有關歷史檔案,意外在鈕卡斯爾發現有一處百年前的中國海軍墓地,墓碑上銘刻著中國威海籍水兵袁培福等人的姓名。

光緒七年(1881年),北洋海軍在威海衛、榮成招募士兵(8?)。1882年,北洋水師借鑒英國海軍水手練勇制度,招募訓練水師練勇,建立完善練勇招募和升補制度,并于1887年設立練勇學堂,額定250人,以備隨時增補艦上水手缺額。練勇學堂所募練勇的地域來源,多以榮成、威海等沿海船戶青年漁民為主,其中尤以今榮成市的成山鎮為最多。據“來遠”艦水手陳學海(威海城里人)回憶,光緒十七年(1889年)他被招錄為北洋海軍練勇,“那一次共招了七個排的練勇。一排二百人,二七一千四。差不多都是威海、榮成海邊上人”,實際招募數量達到了練勇定額的五六倍(9?)。1888年,北洋海軍在威海正式成軍,又進一步抽調榮成、登州兩營水軍的精銳主力,榮成水師營至此名存實亡。

1888年12月17日,北洋海軍正式成軍,共有軍艦25艘,官兵4000余人。民國十七年(1928年),在孫德耕所著《榮成鄉土地理教本·職業》中寫有“海軍艦隊之服役者,實以本縣人為最多”?(10?)。按《榮成鄉土地理參考》分析:服役艦隊及陸戰隊者,不下一千余名。早年地方文史工作者調查,榮成北部沿海村莊,幾乎村村都有青壯年加入北洋海軍,有的村多達數十人,據說先后在榮成招募士兵近2000人,成為北洋海軍兵勇的重要來源之地。其后,這些榮成籍的北洋海軍官兵,在甲午戰爭中,為保衛中華民族的尊嚴,立下了不朽功勛。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9月17日,北洋艦隊同日本聯合艦隊,在鴨綠江口外黃海海面進行主力決戰。北洋艦隊中的眾多榮成籍愛國官兵,都表現的非常勇敢。據“定遠”艦水手陳敬永(榮成葛家村人)提供,鄧世昌統領的“致遠”艦全艦官兵202人,榮成人“在‘致遠’船上參加大東溝作戰的有六十人,只活了兩個”(11?)。這些在榮成海邊長大的年輕人,入伍時僅是身家清白,認識自己的名字,但進入海軍后,經過一年左右的強化訓練,都成為精通船藝、天文和算術,能熟練操作船上的各種設備、武器,能運用英文口令的合格水兵(12?)。當旗艦“定遠”負傷不能指揮作戰時,鄧世昌管駕“致遠”艦沖在“定遠”艦前面發炮猛轟,并擊中日艦“吉野”號,打得日艦不得不調整火力,猛攻“致遠”艦。“致遠”艦彈藥打盡,身負重傷,“向右傾斜,勢將沉沒,仍拼死決斗”(13?),開足馬力猛沖日艦“吉野”。在即將逼近“吉野”時,中敵魚雷,船身碎裂。在這場慘烈戰斗中,“致遠”艦上的58名榮成籍官兵視死如歸,與管帶鄧世昌一起壯烈殉國,表現了氣壯山河的英雄氣概,可謂海軍將士楷模。在榮成白云東村,當年曾有十多名參加北洋海軍的水兵,幸存者戰后曾向人們訴說鄧世昌率“致遠”艦直沖敵艦、壯烈殉國的場景?(14?)。在榮成王家山村,不少老者目睹過在海戰中犧牲的王彩琦烈士墓碑。因在黃海海戰中傷亡的多有榮成成山人,當鄧世昌等將士壯烈犧牲的消息傳到成山后,成山百姓悲痛萬分。成山頭離海戰地點最近,在海戰中有親人犧牲的成山人,都希望借鄧世昌之祠慰藉英靈,寄托對親人的哀思。幾經斡旋,鄧世昌親屬請人仿照“鄧氏宗祠”中鄧世昌的坐像,雕刻一尊木主像,連同光緒皇帝“御賜碑文”,于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運抵成山。當地百姓舉行了隆重的奉迎儀式,木主像從汪流口登陸后,用六十四杠抬閣請至成山廟,安放在始皇殿西間。

1895年農歷正月初七,為防海岸巨炮資敵,丁汝昌曾命王平率“左一”魚雷艇,護送由護軍前營幫帶洪占魁帶領二十余名臨時組成的敢死隊員,去南幫炸毀皂埠嘴炮臺。據“來遠”艦水手陳學海稱,在自報奮勇參加敢死隊的七人中,他所認識的四人,就有兩人是榮成籍水兵(15?)。同日下午,海軍提督丁汝昌派人去炸毀北幫炮臺,并把駐威陸軍統領戴宗騫從北幫祭祀臺接進劉公島。當時在碼頭上站崗的王玉清(榮成成山人)和楊寶山(榮成俚島人),也是榮成籍的兩名水兵,他們將戴宗騫攙扶下船。可見在北洋海軍各個不同崗位上,服役并參加海戰的榮成籍官兵甚多。

在金滿樓(原名金松)所著《北洋水師的最后一百天》這部書中,多次提到的榮成人夏景春,既是丁汝昌的親信衛士,也是北洋艦隊的老兵,在威海衛保衛戰中,始終緊隨丁汝昌左右,親身經歷了北洋艦隊同日軍作戰的最后過程。在日軍重兵圍困北洋艦隊的情況下,丁汝昌在艱難組織海陸兩軍奮勇抵抗日軍夾擊的同時,曾親自安排夏景春,懷揣密信,前往煙臺向登萊青道臺劉含芳搬求援兵。在求援無望之后,夏景春無奈只身騎馬離煙返威,當晚由金線頂水雷營岸邊下海,冒著隆冬刺骨冰水,奮力夜游七華里,回劉公島報信。2月8日夜,丁汝昌見到夏景春。在收到劉含芳轉來李鴻章令其帶艦突圍的電報后,丁汝昌立即修書向劉含芳稟復戰況并求援,同時還給徐州鎮總兵陳鳳樓寫了一封求救信。兩信寫好后,均交夏景春藏好帶走。2月9日凌晨,趁夜暗之時,夏景春不顧極度疲累,又從劉公島頂嚴寒冒險鳧水偷渡到威海衛,然后從旱路趕往煙臺。2月10日傍晚,夏景春將丁汝昌再度請求救援的信函交給劉含芳,此時,距離丁汝昌向島上兵民承諾堅守的最后時限僅有20多個小時的時間。令人遺憾的是,其時山東可調兵力有限,山東巡撫李秉衡所派援兵很少,且早已西撤。李秉衡本人也由煙臺撤駐萊州,放棄對北洋海軍的救援(16?)。從夏景春等人的身上,充分說明了榮成人對國家和民族利益的無限忠誠,以及他們所表現出的超凡勇氣及奮不顧身的優秀品質。

在《北洋水師的最后一百天》書中,將夏景春寫為榮成夏莊人。筆者幾次電話采訪在上海的金滿樓先生,均未獲明確答復。繼而筆者走訪曾為威海華夏集團編纂《威海夏氏宗譜》提供《觀里世系》總譜的夏吉朗先生(榮成市衛生局原局長,現年80歲,祖籍橋頭鎮觀里村人),得知威海境內的夏氏,歷史可上溯到始祖夏禹,歷今約153世。今威海境內的夏氏大致可分衛城、觀里兩大世系。威海衛城夏氏一世祖夏暹(夏氏第132世),來自于云南省玉溪市北城鎮的夏井村,明成化、弘治年間(1465-1505年)為威海衛百戶,居地威海衛城東北隅。衛城夏氏現已繁衍22世。榮成觀里(今屬環翠區轄)世系與衛城世系的夏氏同來自云南省玉溪市北城鎮的夏井村,均以藎為共同先祖。觀里夏氏自1世祖始,現已繁衍達十八代,歷經四百多年,遷徙分布于榮成、文登、環翠、牟平等周邊市區,比較集中(50~200戶)的有10鄉鎮25個村。還有部分遷居日、韓、香港及東三省、川、陜,以及大連、青島等地,人口達一萬多人。“景”字輩為夏氏第146世(觀里世系第11世),均是觀里村1世祖惠公在威海境內的各支系后裔。在今橋頭鎮觀里、洛西頭、泊于鎮河北吳家、崖西鎮林道溝等9個村夏氏惠公后裔10個分支的第11世譜載361人,姓名中間帶“景”字的255人。在此255人中,筆者發現名“夏景春”的有3人:一是在橋頭鎮觀里總譜中,載有10世本芝生子景春,11世景春生子良和;二是在洛西頭村支譜中有10世曰信生子景春、景山,11世景春生子仁貴;三是在寧津鎮南夏家村口外分支譜第14世中,有景春,生子樹志、樹軒(17?)。筆者訪查《威海夏氏宗譜·洛西頭村支譜》的撰稿人夏元華先生,夏景春正是夏元華的曾祖父。夏景春與妻李氏,于1889年生祖父夏仁貴;夏仁貴與劉氏于1928年生次子夏洪之(長子夏良之少亡),夏洪之與王氏于1951年生夏元華。據夏元華講,小時候曾聽祖母劉德蘭(夏仁貴之妻,盤川夼人)講過,她的公爹夏景春早年曾在威海衛謀事當差,家中、地里的活誰都指望不上他。筆者又采訪負責編撰、整理《威海夏氏宗譜·觀里世系》的夏元凱(威海市商業銀行退休干部,現年71歲,祖籍泊于鎮河北吳家)、夏繼安(威海市工商局退休干部,現年67歲,祖籍人和鎮千軍石村)兩位先生,他們經過認真核對各宗譜與商討,告訴筆者,觀里總譜上的夏景春,系觀里世系長支11世,約為19世紀10~20年代生人,至甲午海戰時已有80多歲,不可能還在北洋海軍當兵服役;榮成寧津南夏家的夏景春(1894~1934年),實為觀里世系14世,甲午海戰時尚為幼童;根據當年夏元凱等人整理、編撰《威海夏氏宗譜》時,曾調查過洛西頭村夏景春之孫夏洪之(現年85歲),得知該祖父夏景春早年曾在威海衛干事,但不知從事何職業(因舊時當兵多為養家糊口之舉,并非什么光榮職業,常被人視其為“兵痞”),曾給家里捎過錢蓋房,后來死在外面。根據其家族的幾代婚育規律看:在夏景春與李氏生夏仁貴(1889年)5年后,正是青壯年時期。兩位夏氏老者經分析認為,當年在北洋海軍服役者,應是此人。

筆者發現,在丁汝昌自殺身亡時,其子丁代禧究竟在何處說法存異。在《北洋水師的最后一百天》書中,寫有:當丁汝昌的棺柩運抵煙臺后,作為丁汝昌的衛士夏景春等人,始終在煙臺守衛丁的靈柩,等候其子丁代禧的到來(18?)。甲午戰爭史資深學者戚其章認為:“當丁汝昌死時,他的次子代禧就隨侍在身旁,并由其扶櫬回里的(19?)。”而青年作者孫建軍則說:“丁汝昌的兒子丁代禧,聞父亡的訊息,奔往煙臺,臨時做好棺材,裝殮其父(20?)。”筆者專程請教甲午戰爭史學者戚俊杰先生獲知:在劉公島陷落前,丁汝昌早已抱定必死之心,早在上年11月5日,丁汝昌在致信張士珩時便直言不諱:“現惟繕此燼余,竭此衰軀,效命以報。”在日軍進攻威海衛之前,已派人將北洋艦隊的重要文件或信函送到煙臺交劉含芳妥善保管。11月22日,為債務事項曾致信樊時勛:“弟從事海軍十余年,歷年積虧公款萬余金。……萬一有意外之變,即與小兒葆翼結付,已告彼牢記矣。”由此可見,早在劉公島陷落之前,丁汝昌已在為“意外之變”作周密安排(21?)。丁汝昌有二子:長子丁代齡,名長棟,字朝甫,號繼廷,花翎五品銜;次子丁代禧,名葆翼,字幼廷,又號朝杞,誥授通議大夫,江蘇候補道。據當時的形勢分析,丁代禧應不會在劉公島丁汝昌身邊:1、早在日軍進攻威海衛之前,丁汝昌便派專人將北洋水師所有檔案文書送去煙臺,本人已抱定“除死守外,無別策”及“惟有誓死拼戰,船沒人盡而已”。?鑒于劉公島如此復雜、險惡的形勢,丁汝昌不會將兒子留置在生命、安全隨時處于危險之地的劉公島上;2、丁汝昌既將涉及欠款等身后事宜,寫信囑告兒子丁代禧代為他償還,則相應說明其子丁代禧應是置身于相對安全之地,才有可能完成對自己身后事的處理。

家住榮成水師營駐地的袁培禮(成山唐家莊人),字用和。早年曾在北洋水師薩鎮冰麾下服役。在甲午威海衛保衛戰期間,精練左營游擊、“康濟”練船管帶薩鎮冰奉命帶領30余名水兵防守日島炮臺。期間與北洋海軍各艦和劉公島炮臺相互配合,奮勇抵抗日軍水陸兩路攻擊,戰況空前慘烈。面對日本海、陸兩軍的兇猛夾擊,薩鎮冰及其將士誓死拼戰十晝夜,擊退敵軍多次進攻,擊傷敵艦多艘,在威海衛保衛戰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在激烈戰斗中,袁培禮勇敢頑強,曾舍身忘死救護過薩鎮冰,與其結下了終生難忘的深厚友誼。1896年,薩鎮冰被清廷重新起用后,先后擔任過北洋水師幫統兼“海圻”艦管帶、廣東水師提督、清政府海軍統制、總理南北洋水師統領、清廷籌辦海軍大臣、海軍大臣之職,后又出任民國海軍臨時總司令、海軍總長,兼代國務院總理等職務。為感念袁培禮甲午戰爭中的“救命”之恩,薩鎮冰推薦袁培禮擔任清廷海軍部軍樂隊隊長一職。1907年,袁培禮曾向負責籌辦煙臺海軍學堂的薩鎮冰,推薦本村青年袁方喬考入直屬海軍部的煙臺海軍學堂第四期駕駛班。后來袁方喬成為民國海軍中的一代名將。1917年,袁培禮辭去軍職,告老歸鄉務農。1918年,薩鎮冰由北京南下福建,曾專程繞路到成山唐家莊,探望袁培禮。因袁培禮出海不在家,薩鎮冰遂將隨身所帶的名片及一枚民國海軍部的青天白星徽章(第2號),留贈給袁培禮,以作紀念。該系較為罕見的銀質圓形徽章,直徑3.5厘米,厚0.2厘米。上端為“青天白星”滿地紅,中部豎排“海軍部”3個楷體字,下端兩邊為稼禾(麥穗),圖案為琺瑯彩。背面陰文“民國柒年”,下端陰文“貳號”。該枚徽章,現在榮成市民間文物收藏愛好者戴玉山先生處珍藏。

 

參考文獻:

(1)陸儒德:《中國海軍之路》,大連出版社,2009年版,第224頁。

(2)(道光)《榮成縣志》卷七·選舉。

(3)(光緒)《文登縣志》卷五·職官表二。

(4)(民國)《榮成縣志稿》續卷三·選舉(榮成市檔案館藏)。

(5)“操演水兵備用折”,《李鴻章全集》,奏稿·卷三十八。

(6)池仲祐:《西行日記》,商務印書館,1908年版。

(7)《西行日記》,卷下,第10頁。

(8)威海市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編:《威海市志》第一編大事記,1986年版,第5頁。

(9)戚海瑩:《甲午戰爭在威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203頁。

(10)孫德耕:《初級小學榮成鄉土地理教本》,石島新華印字館,中華民國十七年初版。

(11)《甲午戰爭在威海》,第203,211頁。

(12)陳悅:《北洋海軍艦船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頁。

(13)戚其章:《中日甲午威海之戰》,山東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2頁。

(14)劉德煜:《威海往事》,中國戲劇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122頁。

(15)《甲午戰爭在威海》,第207、208頁。

(16)戚俊杰:《甲午戰爭期間丁汝昌作為之述略》,載于:戚俊杰、郭陽主編:《北洋海軍新探》,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356、357頁。

(17)?威海夏史研究會:《威海夏氏宗譜》【衛城世系·觀里世系】,威海新永印刷有限公司,2012年6月(內部資料)。

(18)?金滿樓:《北洋水師的最后一百天》,商務印書館國際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197頁。

(19)戚其章:《甲午戰爭新講》,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243頁。

(20)《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館館刊》,2009年第4期,第7頁。

(21)《甲午戰爭期間丁汝昌作為之述略》,載于:《北洋海軍新探》,第358?頁。

 

(作者:威海市政協文史研究會會員,榮成市政協文史研究會理事,榮成市衛生局原副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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