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戚其章

出處:《甲午縱橫(第二輯)》欄目:(暫缺)發表日期:2016年12月31日

摘要:20世紀50年代,我與《學術月刊》的交往,可以說是我學術生涯中的一段重要經歷,至今回憶起來仍然像昨天發生的一樣。 說起來十分慚愧,我讀大學是學機械工程的…

關鍵詞: (暫缺)

20世紀50年代,我與《學術月刊》的交往,可以說是我學術生涯中的一段重要經歷,至今回憶起來仍然像昨天發生的一樣。

說起來十分慚愧,我讀大學是學機械工程的,后來搞歷史是半路出家,帶有很大的偶然性成分。20世紀50年代初,我在南方某城工作,因患病誤診而動了大手術,與死神擦肩而過,幾乎送命。后又久治不愈,便回到家鄉威海做長期休養。我當時惟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讀書。早在上初中二年級時,教國文的姜輯五老師是一位飽學之士,每周講兩堂“國學概論”,引起了我對歷史古籍的興趣。以后,歷史書籍成了我的主要課外讀物。記得大學4年,盡管工科的課程很忙,我還是讀了包括范文瀾、郭沫若、翦伯贊、呂振羽等在內的許多史學名家的著作。如今既回家來養病,有的是時間,別的事又做不成,讀書便成了我的主要工作。

那時史學界爭鳴的風氣很盛,我最關注的是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的討論。關于中國歷史上奴隸制與封建制的劃分,當時流行的觀點不下七八種之多,其中最主要的是以下四種:(一)西周封建說,以范文瀾先生為代表。(二)戰國封建說,以郭沫若先生為代表。(三)西漢封建說,以侯外廬先生為代表。(四)魏晉封建說,以尚鉞先生為代表。我反復比較諸家之說的優劣得失,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對西漢封建說和魏晉封建說都不能同意;對西周封建說和戰國封建說的一刀切做法也不太滿意,認為未免過于簡單化,忽略了一個長達數百年封建化過程的歷史事實。自己有了這樣的心得,也就躍躍欲試,想寫文章參加討論。幸蒙“四刊一報”的編輯先生們厚愛,我的一系列有關文章得以先后面世。“四刊”是指《歷史研究》、《文史哲》、《學術月刊》和《史學月刊》;“一報”是指《光明日報》的“史學”版。從1955年到1958年的3年間,“四刊一報”發表我的關于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的文章共有九篇,平均每年三篇。

我頭一次和《學術月刊》打交道是在1957年。事情的緣由是起于金兆梓先生與郭沫若先生兩位學術前輩的一場爭論。《人民日報》1956年12月6日刊載了郭老的《漢代政權嚴重打擊奴隸主——古代史分期爭論中的又一關鍵性問題》一文,其基本論點是:“秦漢兩代的土地是封建所有制,有地主階級和貧苦雇農的對立,地主階級的土地已有大量的集中。秦漢的政權就是建立在這種基礎之上的。”我對戰國封建說的態度已如前述,但我對郭老這篇文章的觀點還是完全贊同的。不久,《學術月刊》1957年第5期刊出了金先生的《漢代政權果曾嚴重打擊奴隸主嗎——試答郭沫若先生》一文,對郭沫若的文章提出了不同的意見。金文提出:“漢代租佃制的封建剝削還只有個別的例外,而一般的卻還只使用奴隸于農業生產。”并認為漢代“正是奴隸制社會”。我讀完金文后,對其所持論點頗不以為然,亟想撰文一吐為快。

于是,我就寫了一篇《漢代租佃制度是個別的例外嗎?——與金兆梓先生商榷》,投寄給《學術月刊》編輯部。當時能不能被采用發表,心中并無把握,只想試一試看。拙稿的基本觀點是:“在西漢時期,無論在農村還是在城區,在私田上還是在公田上,租佃制的剝削方式都已成為支配的形態了。因此,我們可以說,封建租佃制度已經是漢代社會發展中的主流、生產中的主導關系了。”不料此稿寄出后才過了三個月,就看到了該刊10月號上登載的拙文,當時萬沒有想到,這么快就見刊,內心的興奮自不必說,對《學術月刊》編輯先生們工作態度之認真和辦事效率之高尤為感佩不已。

在郭、金兩位先生的這場學術爭論的過程中,不單單是我,還有一些前輩學者如日知(林志純的筆名)、張恒壽等先生也都參加了進來。在這之前不久,我還發表過一篇《替漢代的奴隸所有者算一算賬》(《光明日報》1957年4月11日)的文章,認為從漢代一個奴隸的價格及其每年費用看,他的生產所得難以相抵,所以這一重要事實本身“無疑就是對漢代是奴隸社會的說法一個很有力的反駁”。張先生也認為,“使用奴隸耕種田地是不合算的”(《歷史研究》1957年第10期),對我的觀點起了支持的作用。林先生則拿《史記·貨殖列傳》“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鐘之田”的特例作為漢代單位畝產量的計算標準,得出了“在農業中使用奴隸比租佃制更有利可圖”的結論(《光明日報》1957年5月23日)。大家各抒己見,不管論者的學術地位高或低,也不分論者的資格老或淺,都能夠平等地參與討論。這里還有一段饒有興趣的小小插曲,那就是涉及到對一條有關史料的解釋問題,大家爭得不可開交,甚至爭到對某個虛詞也需要咬文嚼字的程度。

這條史料就是董仲舒上武帝書中的一段話:“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伍。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漢書·食貨志》)這是一條十分重要的史料,而一些研究漢史的學者卻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解讀。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伍”的“或”字的解釋上。林先生認為這個“或”字表明封建生產關系在漢代并不普遍。郭老批評他單憑一個“或”字“便下出這樣重大的斷案,未免下得太早了一點”。(《人民日報》1957年3月5日)金先生這篇文章則支持林先生的意見,并對“或”字做了進一步的解釋,認為:“這個‘或’字在此,是《墨子·小取篇》中那‘或也者不盡也’的意義,也即是口語中‘間或’的‘或’,是一種在泛指中特指出少數人的語詞。……董仲舒既用一個‘或’字來從一般農民中特別指出個別的農民來,就已說明當時這種租佃的封建制是間或有的事,而不是一般性的生產關系了。”我覺得金先生似在偷換概念,因為“或耕豪民之田”的“或”,是作指示代詞用,而“間或”的“或”,一般用于謂語之前,是作狀語用,二者詞性和用法皆不同,是不容混為一談的。所以,我指出:“‘或’字也還有別種解釋。它在這里是應通作‘有’的。《論語·為政篇》‘或謂孔子曰’,鄭注‘或之言有也’。”并具體說明“或”字在這里,是從泛指一般耕作者當中分指出部分耕作者來,可以理解為“有些”或“有的”,“并不含有‘多’或‘少’的意義”。一時之間,雙方爭得難分難解,但都很執著,而且應該說,隨著反復的討論而對有關問題的認識確實更進一步深入了。

50年前的這場爭論,今天已無必要去評論其是非曲直,但參與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的討論卻成為我涉足史壇的階梯。應當承認,我從學工到從史,這一步走得很曲折艱苦;可我又是幸運的,因為正趕上史學園地里百花爭艷的年代。在那難忘的歲月里,史學界的學術空氣異常活躍,包括中國古代史分期在內的許多重大學術問題,都引起了全國范圍的大討論,這便為我提供了發表個人學術見解的大好機會。寫到這里,要特別感謝那些曾經為我發稿的編輯先生。當時我并不認識他們,甚至直到現在我也不知道他們姓甚名誰,但他們秉公處理稿件,只認稿件質量而不問作者為何人的工作態度使我久久難以忘懷。這樣,像我一個賦閑養病在家的青年,才有可能踏上史學殿堂的臺階,由一名歷史愛好者而成為跟隨史學界諸先輩之后的新兵。

此外,使我刻骨銘心而終身難忘的還有不少給予我關愛和鼓勵的前輩學者。記得我的第一篇學術論文《關于西周社會性質的問題》在《歷史研究》(1955年第5期)上發表,隨后王亞南先生著《中國地主經濟封建制度論綱》一書,即大段地引用了我文章的話,以示支持和肯定,對我真是莫大的鼓舞和鞭策。高亨先生有一年到威海療養,我有機會向他請教治學之道;后為《詩經》中有關社會史料的解釋問題致函求教,他又撥冗回信給予指點,使我受益良多。還記得我在《文史哲》發表的一篇《從生產力的變化看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1957年第9期),本是評童書業先生對農奴制起源問題的認識的,編輯部收到稿件后送童先生審閱,童先生閱后不但同意發表,還寫了一則“讀后記”,謂對拙文的“主要觀點大致同意,有些枝節的問題還需要討論”,給予基本肯定。他的虛懷若谷和扶持后學的可貴精神品質,真是令我感動萬分!再如我寄給《學術月刊》的第二篇文章《春秋戰國的變革標志著什么》(發表于1958年3月號),是由編輯部送給楊寬先生審的,楊先生閱后不僅給予肯定,還就文中的一處疏漏寫了一篇千余字的短文,附于拙文之后,為拙文增色不少。我想,當初如果沒有這些前輩學者們的支持和激勵,我的從史之路走起來會更艱難,也會更曲折。在這里,我也要向他們表示衷心的感激之情。

到1959年,我因接受一家出版社的約稿,要我寫一本《中日甲午威海之戰》的小書,而接受任務后就必須全身心地投入,只好暫時告別我所熱愛的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的研究。當初萬沒有想到,這會真的向中國古代史告別,而從此轉到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上來。轉瞬之間,半個世紀過去了,我也進入耄耋之年,回憶當年這段“學術緣”,心潮澎湃,不能自已。今當《學術月刊》創刊50周年之際,感慨良多,于是寫了以上這些話,算是一篇感言吧!

附記:本文提到的多位著名前輩學者,可能讀者不完全熟悉,特簡介如下:

范文瀾(1893—1969)浙江紹興人。曾任中國科學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所長、中國歷史學會副會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著有《正史考略》、《群經概論》、《文心雕龍注》、《中國通史簡編》、《中國近代史》(上冊)等。

郭沫若(1892—1978)四川樂山人。曾任全國文聯主席、政務院副總理兼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中國科學院院長兼哲學社會科學部主任。著有《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甲骨文字研究》、《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青銅時代》、《十批判書》、《奴隸制時代》等。

翦伯贊(1898—1968)湖南桃源人。維吾爾族。曾任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和副校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著有《中國史綱》、《歷史哲學教程》、《中國史綱要》、《歷史問題論叢》等。

呂振羽(1900—1980)湖北武岡(今屬邵陽)人。曾任東北人民政府文教委員會副主任、東北人民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著有《簡明中國通史》、《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中國政治思想史》、《呂振羽史論選集》等。

侯外廬(1903—1987)山西平遙人。曾任西北大學校長、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著有《中國古代社會史論》、《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中國思想通史》(合著)、《中國早期啟蒙思想史》、《宋明理學史》等。

尚鉞(1902—1982)河南羅山人。曾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主任、北京市歷史學會副會長。著有《中國通史講義》、《中國原始社會史探索》、《先秦生產形態之探討》、《中國歷史綱要》(主編)等。

金兆梓(1889—1975)浙江金華人。曾任蘇州市副市長、中華書局副總編輯、上海文史館館長。著有《今文尚書論》、《實用國文修辭學》、《中國近代史》等。

張恒壽(1902—1991)山西陽泉人。曾任河北師范學院歷史系名譽主任、河北省史學會名譽會長。著有《孔丘》、《莊子新探》、《中國社會與思想文化》等。

日知林志純的筆名。1910年生。福建福州人。曾任東北師范大學教授、中國世界古代史研究會理事長。著有《世界上古史綱》、《世界古代史論叢》等。

王亞南(1901—1969)湖北黃岡人。曾任廈門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與郭大力合譯《資本論》。著有《中國經濟原論》、《中國地主經濟封建制度論綱》等。

高亨(1900—1986)吉林雙陽人。山東大學中文系教授,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著有《周易古經今注》、《周易大傳今注》、《老子正詁》、《詩經今注》、《諸子新箋》、《文字形義學概論》、《文史述林》等。

童書業(1908—1968)浙江寧波人。山東大學歷史系教授。早年為顧頡剛“古史辨派”的中堅人物。著有《先秦七子思想研究》、《春秋左傳研究》、《古代東方史綱要》、《唐宋繪畫談叢》、《中國瓷器史論叢》等。

楊寬(1914—2005)上海人。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著有《戰國史》、《中國古代冶鐵技術的發明與發展》、《古史新探》、《中國古代冶鐵技術發展史》、《西周史稿》等。

(作者:山東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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