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黎仁凱 劉靜

出處:《甲午縱橫(第二輯)》欄目:(暫缺)發表日期:2016年12月31日

摘要: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使國人從睡夢中驚醒,民族恥辱感和自尊心沖擊著每個中國人的心靈。先進的仁人志士開始對戰敗原因和洋務運動的弊端進行反思,“變法圖存…

關鍵詞: (暫缺)

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使國人從睡夢中驚醒,民族恥辱感和自尊心沖擊著每個中國人的心靈。先進的仁人志士開始對戰敗原因和洋務運動的弊端進行反思,“變法圖存”逐漸成為國人的共識。戰后外國資本大量流入,與西方進行“商戰”的呼聲強烈,“實業救國”思想發展成為維新思潮的重要組成部分。清政府對民族工商業的限制有所放松,民族資本主義得到初步發展,民族資產階級開始要求在政治上取得與其經濟力量相適應的權利和地位。甲午之役日本后來居上,刺激了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國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機,為籌集賠款,大舉借外債,并加強對人民的盤剝,階級矛盾空前激化,社會危機嚴重。當權者為維護搖搖欲墜的統治,認識到“非變法不足以救中國”,帝黨官僚和一些地方大吏,成了維新派的同路人,這加強了維新思潮興起的社會基礎。隨著對西方認識的不斷加深,人們已不滿足僅學習西方的堅船利炮和科學技術,開始要求學習西方的“政教義理”。“公車上書”使變法圖存的認識發展成為一股以救亡圖存為主題,要求改革政治和發展資本主義的愛國思潮——維新思潮。維新思潮促使中國人由學習西方的器物向學習西方的政治與制度層次轉化。

在1894年爆發的甲午戰爭中,清王朝引以自豪耗費巨資興建的北洋海軍全軍覆沒,泱泱中華帝國卻敗給了“蕞爾島夷”的日本。1895年《馬關條約》的簽訂,中國被迫割讓臺灣及遼東半島,賠款白銀二億兩,還給予列強在中國開辦工廠等特權,失敗之慘亙古未有,條約之苛刻令人發指,這給一向妄自尊大的清王朝以沉重的打擊。吳玉章在回憶甲午戰爭時曾說:“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國條約!它使全中國都為之震動。從前我國還只是被西方大國打敗過,現在竟被東方的小國打敗了,而且失敗得那樣慘,條約又訂得那樣苛,這是多么大的恥辱啊!”①強烈的民族屈辱感吞噬著國人的心靈,“每言及中東一役,愚父老莫不愴然泣下”②。另一方面,《馬關條約》的簽訂,使日本得到大片土地和巨額賠款,大大刺激了其它帝國主義的胃口,從而掀起了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華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促使國人從沉睡中驚醒,不甘沉淪的民族自尊心使各階層的人們,為了民族自存不得不重新審視引以自豪的傳統文化、封建體制和社會現實。梁啟超說:“吾國四千余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臺灣償二百兆以后始也。我皇上赫然發憤,排眾議,冒疑難,以實行變法自強之策,實自失膠州、旅順、大連灣、威海衛之后始也。”③當時的報刊也如是說:“自甲午一役,城下行成,割地償金,數萬萬人,正如酣睡至四鼓以后,蜀雞一鳴,晨寢方覺。”④人們認為:“琴瑟之不調者,則改弦而更張之;廈屋之將圮者,則鳩工而重建之;國家之于法也,亦然。”為此,“中日戰后,舉國之人,漸知拘守舊法之不可以強國,于是有志之士,倡為變法之說”⑤,一時間,變法圖存成為社會各界共同的呼聲。

面臨亡國的暗淡前景,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機,引起了人們對國家和個人命運的擔憂,下至人民大眾、知識分子,上至在朝官員、封疆大吏,無不卷入挽救國家危亡的熱潮之中,他們以種種形式表達了自己對國家的憂慮。

當《馬關條約》的內容傳到國內,一批在朝官員和封疆大吏,發出了廢約拒和的吶喊。在京官員多次上奏,認為“議和之舉,所以圖存也,所以息事也。今如此約,非惟不能圖存,而反以速禍,非惟不能息事,而反以召戎。是倭之力,決不能以戰亡我,而該大臣等,偏欲以和自亡也”⑥。他們指出:“所定條約,則目前之患愈深,日后之憂更大,既不能茍安于旦夕,且無從補救于將來,自非暫緩批準、審議詳籌,不足以紓切患而存國脈。”⑦劉坤一、張之洞、李秉衡等封疆大吏,認真剖析了條約帶來的嚴重后果,對和約內容表示強烈不滿。張之洞致總署的電文中說:“聞和談各條,不勝焦灼痛憤!倭寇狂悖至此,種種顯然利害,中外諸臣必已懇切陳奏,無待洞瀆陳。其中如旅順不交還,及威海、劉公島駐兵,天津駐兵各條,尤為可駭。查旅順、威海乃北洋門戶,若倭不退還,則北洋咽喉從此梗塞。以后雖有水師,何處停泊,何處修理?……水師既不能再振,陸軍亦不能自主,中華何以立國?”⑧對條約表示深深的憂患。京城內外的官員廣泛參加了這一活動,統治集團內部憂國憂民的官員開始在民族恥辱中覺醒。他們的活動雖未阻止《馬關條約》的簽訂,卻開了清代官員集體議政的先河。隨著《馬關條約》的簽訂,他們要求變革的呼聲日益強烈起來,這為維新思潮的興起提供了有利的輿論環境。

甲午之役中國慘敗,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進一步激化,為維新思潮的興起創造了良好的社會氛圍。二百兆白銀的賠款,相當于當時清政府常年國庫收入的三倍,為了支付這批賠款,清政府被迫舉借外債。大量的政治借款,便利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資本輸出,他們在中國大量設廠開礦,攫取到很多權益,這嚴重阻礙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此外,為了償還債務,清政府還增加苛稅、裁汰兵勇、發行內債(昭信股票)、克扣俸祿。甲午戰后的苛捐雜稅比正常多十多倍。各級官員也趁機中飽私囊,橫征暴斂。并且,《馬關條約》簽訂后的三年間,全國大部分省份水旱饑饉盛行,國難天災導致民不聊生,階級矛盾、社會矛盾空前激化,人民的反抗斗爭此起彼伏,社會動蕩不安。康有為說:“民日空匱、乞丐遍地、群盜滿山”,“伏莽遍于山澤,教民遍于腹省,匪以教為仇讎,教以匪為口實,各連枝黨,發作待時,加上賄賂昏行,暴亂于上,胥役官差,蹙亂于下,亂機遍伏,即無強敵之逼,揭竿斬木,已可憂危。”⑨為了改變生活的窘迫,民心思亂,士心思變。清政府為了緩和社會矛盾,維護自己的統治,也被迫尋求政治上的改良,這為維新思潮的興起創造了良好的社會氛圍。

最先覺醒和行動起來的是赴京應試的封建士大夫,“公車上書”標志著維新思潮的興起。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全國為之嘩然,反對割地求和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康有為、梁啟超聯合十八省1300余名應試舉子聯名上書請愿,康有為寫成了萬言書,即《上清帝第二書》,史稱“公車上書”。“公車上書”是愛國知識分子為挽救民族危亡發出的第一聲變法的吶喊。康有為明確表示反對割地賠款,認為“言戰者,固結民心,力籌大局,可以圖存;言和者,解散民體,鼓舞夷心,更速其亡”⑩。他為皇帝提出了“近可和可戰,而不致割地棄民,遠可富可強,而斷無敵國外患”的應敵雪恥之謀,乞求皇帝:“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11)他還提出富國自強之策,包括富國之法、養民之法、教民之法。富民之法有六:曰鈔法,曰鐵路,曰機器輪舟,曰開礦,曰鑄銀,曰郵政。養民之法有四:一曰務農,二曰勸工,三曰惠商,四曰恤窮。教民之法包括:普及教育,革新科舉,開設報館,設立道學,改革官制等(12)。在這篇洋洋灑灑的萬言書中,“變法成天下之治”是全文的重點。康有為認為固守舊章尤如“盛暑已至,而不釋重裘;病癥已變,而猶用舊方,未有暍死而重危者也”,力主“非變通舊法,無以為治”。他告誡皇帝:“當以開創之勢治天下,不當以完成之勢治天下;當以列國并立之勢治天下,不當以一統垂裳治天下。”(13)“公車上書”系統展示了近代知識分子變法維新的主張。這次上書雖未能進呈到皇帝手中,但這一壯舉產生了強烈的社會反響,它沖破了清朝的禁令,開創了近代知識分子從事民主運動的先河,表明近代知識分子在政治生活中起著開拓新潮流的作用。“公車上書”后,康有為等人繼續為維新變法奔走呼號,開辦強學會,創辦《中外紀聞》,廣泛宣傳維新思想,使一批愛國人士在思想上與維新派產生共鳴,促進了維新運動的興起。

甲午戰爭失敗的刺激,客觀上加速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這成為維新思潮興起的深刻社會根源。

維新思潮的產生是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甲午戰后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進一步加深,從而給中國社會帶來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它沖擊了中國傳統的自然經濟體制,阻礙了社會經濟的正常發展,對中國民族資本主義起了排斥作用,且造成了大批農民、手工業者破產,人民生活困苦。另一方面,它又在客觀上促進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剩余勞動力和商品市場的大量出現,是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必不可少的條件。再者,甲午戰后,清政府允許外國人在通商口岸設立工廠,極大地刺激了中國人。舉國上下的仁人志士認為“西人之以商弱我,非一日矣。侵我利權,增我漏巵,奪我生業,吮我脂膏,小民窮蹙乃至無以自活,此非徒國家之害也”(14)。他們意識到要想救亡圖存,達到外可以強國御敵,內可以阜產利民的目的,商戰是當前的急務。要進行商戰,則必須消除官商隔閡,改變以往官方對待商民“不關痛癢,公事則派捐,訟事則拖延,商之視官政猛如虎”的現象。希望為官者體恤商民,以達到官商同心,一致對外的目的;還呼吁政府“于各省設立商務局,俾得維護華商,漸收利權,誠為當務之急”(15)。他們認為“中國欲藉官廠制器,雖百年亦終無起色,必須準各省,廣開民廠,令民間自為講求”(16)。要求“凡有礦之地,一律準民招商集股,呈請開採,地方官吏,認真保護,不得阻撓”(17)。盛宣懷還認為“非急設銀行,無以通華商之氣脈,杜洋商之挾持”。為此,要求“合天下之商力,以辦天下之銀行,但使華行多獲一分之利,即從洋行收回一分之權”(18)。“實業救國”的思想作為維新思潮的組成部分興起。清政府面對興辦實業的呼吁和嚴峻的財政困難,反思洋務運動的弊端,認識到商務在維護統治中的重要地位,因而不得不放松對民族工商業的限制,頒布一些富商政策,并開始給予華商支持。在這種政策的導向下,1895年起各省會設立商務局,鼓勵商紳集股,準許各省廣開民廠,開辦中國銀行。如1896年朝廷曾頒布上諭:“馬關商約,于華民生計,大有關礙,亟宜設法補救,以保利權……。”(19)這些政策為工商業的發展大開方便之門,在“實業救國”思想的刺激下,廣大地主、士紳紛紛投資工商業,從而促進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迅速成長和資產階級的壯大。有資料顯示,1872-1894年有資本可查的商辦廠礦為53家,資本額為470.4萬元(20)。而1895-1898年有資本可查的一萬以上的商辦廠礦為62家,資本總額為1246.5萬元,占同時期所有廠礦總資本額(1781萬元)的70%(21)。通過上面的數字可以看出,甲午戰后4年的商辦資本總額比戰前22年增長了兩倍多。并且,商辦企業已在一些領域占了絕對主導地位,如1895-1898年,投資繅絲業的共34家,全部為商辦企業(22)。由此可見,與戰前相比,甲午戰后中國民族資本主義有了很大程度的發展。隨著中國資產階級經濟力量的不斷增長和資產階級隊伍的不斷壯大,他們開始要求在政治上取得與其經濟力量相適應的地位和權利,希望對現有制度作出改革,以便爭取和擴大本階級的利益。甲午戰爭促使更多的封建士大夫主張學習西方經濟、政治制度,成為新興資產階級和要求改革的地主階級的政治代言人,壯大了資產階級隊伍,為維新思潮的興起奠定了堅實的階級基礎。

甲午戰爭帶來的民族危機、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使清政府內部主張變法的呼聲日漸高漲。深受甲午戰敗刺激的光緒帝和帝黨官僚對變法的熱情十分高漲。這主要出于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出于帝后黨爭的需要。帝后黨爭既是權利的角逐,也是改革與守舊之爭。甲午戰前,二者為爭奪權利已是矛盾重重。《馬關條約》簽訂后,為了擺脫后黨的束縛,引進新人,排擠守舊大臣,加強皇帝的權利,帝黨對變法表現得相當活躍。另一方面,面對深重的民族危機和政治危機,光緒帝“日夜憂憤,益明中國致敗之故,若不變法圖強,社稷難資保守”(23),為此向太后泣訴“不欲為亡國之主”(24),決心“銳欲革新庶政致富強”(25)。以帝師翁同龠禾為首的帝黨官僚,成為皇帝實施改革的急先鋒。這些人主要是在京的翰林、御史和部曹等官員,他們手中沒有權力,而是憂憤于《馬關條約》喪權辱國,希望光緒帝能夠整頓朝綱,力行改革,為此經常集會議論國事,多次上書提出自強的建議。據戊戌變法的參加者張元濟回憶:“五十多年前,因為朝鮮的事件,中國和日本開戰,這就是甲午中日戰爭,結果我們被日本打敗,大家從睡夢里醒過來,覺得不能不改革了。丙申年(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前后,我們一部分同官,常常在陶然亭聚會,談論朝政,參加的一共有數十人。當時并沒有會的名稱,只是每隔幾天聚會談談而已。在一起聚會的人,我現在記得有文廷式、黃紹箕、陳熾、汪大燮、徐世昌、沈曾植、沈曾桐等,那時康有為還不在北京。”(26))然而,帝黨的變法活動受到以慈禧為首的后黨的掣肘,為了擴大帝黨的力量與聲勢,帝黨只有同新興的維新派聯合,才有可能實現改革的夙愿。對此,英人竇納樂說:“光緒在維新道上尋求引導者,自然傾向職位較低,且染有自由思想的官員,而不愿在代表保守黨的高官中去尋找。”(27)而處于無權地位的維新派,亦需要尋求權力的庇護,才能將自己的設想付諸實際,這樣“二者一拍即合,帝黨于是成為維新派的同路人”(28)。二者的結合,加強了維新思想興起的社會基礎,帝黨對維新的支持和參與,客觀上起了保護維新派及維新運動的作用。

維新思潮的興起還離不開一些手中握有實權的地方大吏的支持。有些人也充當了維新派同路人的角色。

在地方大吏中,湖南巡撫陳寶箴、湖廣總督張之洞在維新思潮興起和傳播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就拿張之洞來說,早在甲午戰爭前,他就以捐資廣學會翻譯出版西書而著稱,更以對外主戰和興辦洋務的恢弘氣度贏得了許多仁人志士的敬仰。甲午戰爭爆發后,力主對日作戰。在自己的轄區進行布防的同時,還關心整個戰局的布置,并給予前線武器裝備上的支持。甲午戰敗,力阻和議。《馬關條約》簽訂后,猛烈抨擊李鴻章的賣國行徑,指出對于如此苛刻的不平等條約,“稍有心肝之人皆必不肯為之”。反對割讓臺灣,支持臺民自主保臺。1895年7月,他上呈《吁請修備儲才折》,對甲午戰敗進行了反省,呼吁變革,提出練陸海軍,造鐵路,制器械,開學堂,講求商務、工政,派游歷人員等九條建議(29)。其以主戰拒和變法的言行贏得了社會輿論的贊譽,得到很多維新人士的敬佩。至此,張之洞成為眾望所歸的人物,“上足以被封建君臣視為朝廷之柱石,下足以被有識之士援作改革之靠山”(30)。其時譚嗣同說:“今之袞袞諸公,尤能力顧大局不分畛域,又通權達變講求實際者,要惟張香帥一人。”(31)1895年還捐資強學會,并派幕僚梁鼎芬、黃紹箕與康有為共同籌辦上海強學會。時人稱強學會“內有常熟,外有南皮”(32)兩大臺柱。張之洞還給予了《時務報》以大力的支持,在他的提倡下,《時務報》一時間風糜海內。張之洞對維新報刊的提倡支持,使他成為大造維新變法輿論的推波助瀾者。甲午戰敗的刺激和深重的民族危機,加重了他憂國憂時的心情,使他萌生變法救亡的主張,這決定了他必然成為維新派的同路人。

此外,劉坤一、王文紹、聶士成等地方大吏,也痛感甲午戰后國家危難,給予維新派以同情和支持。

總之,甲午戰敗,救亡圖存的共同呼聲,使帝黨、部分封疆大吏和維新派在變法圖強的問題上取得共識。正是有了帝黨和部分地方實力派官僚在朝廷內外的扶持和聲援,維新派才產生了廣泛的政治影響,維新思想才迅速發展成為社會思潮。帝黨和地方大吏的同情與支持加強了維新思潮興起的社會基礎。

甲午戰爭的失敗,還導致中國近代士大夫對洋務思潮的反思。戰爭使以富國強兵為招牌的洋務運動暴露了許多弊端,對甲午戰敗的反省,使人們對中國固有的文化和傳統的封建君主政體產生了懷疑,深深感到“中體西用”的不足,在反思洋務運動的基礎上將視野延伸到政治領域,“變法圖存”成為當時社會的普遍共識。伴隨著戰后中國面臨的瓜分危機、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和對西方文明認識的不斷深化,這種認識最終形成了一股以救亡圖存為主題,要求改革政治和發展資本主義的維新思潮。此后,中國從學習西方的炮艦器物向師法西方的制度轉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模式已被沖破。康梁等人正在構筑一個“不中不西,即中即西”,融通中西的思想體系。因此,甲午戰爭是維新思潮興起的催化劑,也是中國傳統思想向近代轉型的加速器。

①吳玉章:《吳玉章回憶錄》,中國青年出版社1978年。第2頁。

②《義和團檔案史料》(上),中華書局1959年。第178頁。

③梁啟超:《戊戌政變記》,中華書局1954年。第1頁。

④《論西政西學漢亂興衰俱與西教無涉》,《戊戌變法》(三),神州國光出版社1955年(以下同)。第317頁。

⑤《論阻撓新法》,《戊戌變法》(三)。第350頁。

⑥《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三八,故宮博物院1932年。第24頁。

⑦同注⑥。第20頁。

⑧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三),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056頁。

⑨康有為:《上清帝第五書》,《戊戌變法》(二)。第192頁。

⑩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戊戌變法》(二)。第133頁。

(11)同注⑩。第133頁。

(12)同注⑩。第140-151頁。

(13)同注⑩。第140頁。

(14)麥夢華:《公司》,《戊戌變法》(三)。第116頁。

(15)《奏覆請講求商務折》,《戊戌變法》(二)。第399-400頁。

(16)胡燏棻:《變法自強疏》,《戊戌變法》(二)。第282頁。

(17)王鵬運:《請通飭開辦礦務鼓鑄銀圓折》,《戊戌變法》(二)。第291頁。

(18)盛宣懷:《附請設銀行片》,《戊戌變法》(二)。第443頁。

(19)《戊戌變法》(二)。第3頁。

(20)嚴中平:《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科學出版社1957年。第39頁。

(21)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輯(下),科學出版社1957年。第869-919頁。

(22)同注(21)。

(23)蘇繼祖:《清廷戊戌朝變記》,《戊戌變法》(一)。第330頁。

(24)費行簡:《慈禧傳信錄》,《戊戌變法》(一)。第464頁。

(25)惲毓鼎:《崇陵傳信錄并序》,《戊戌變法》(一)。第475頁。

(26)張元濟:《戊戌政變的回憶》,《戊戌變法》(四)。第323頁。

(27)王崇武譯:《戊戌政變旁記》,《戊戌變法》(三)。第537頁。

(28)黎仁凱:《近代中國社會思潮》,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24頁。

(29)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89-1003頁。

(30)黎仁凱、鐘康模:《張之洞與近代中國》,河北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83頁。

(31)《譚嗣同全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4年。第158頁。

(32)同注(31)。第334頁。

(作者:黎仁凱:河北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劉靜:河北大學人文學院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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