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日]中塚明

出處:甲午網欄目:(暫缺)發表日期:2014年7月5日

摘要:在編纂《日清戰史》的過程中,曾經一度被詳細敘述的日軍占領朝鮮王宮始末怎么會變成謊言呢?最初我想,陸軍參謀本部詳細地記錄日軍占領朝鮮王宮的始末可能是…

關鍵詞: (暫缺)

第三章

被歪曲的戰史

——《日俄戰史編纂提綱》

第一節??《日清戰史》是怎樣編寫的?

 

戰史編纂與情報活動連接在一起

盡管如此,日本陸軍參謀本部為什么會寫下了有關日軍占領朝鮮王宮的詳細記錄呢?陸軍參謀本部寫出的記錄為什么又變成了謊言呢?我不斷地提出了問題。我開始試探著調查有關近代日本戰史編纂的歷史。

在編纂《日清戰史》的過程中,曾經一度被詳細敘述的日軍占領朝鮮王宮始末怎么會變成謊言呢?最初我想,陸軍參謀本部詳細地記錄日軍占領朝鮮王宮的始末可能是日本陸軍為了炫耀它在日清戰爭初戰中的“功績”。對于日本陸軍來說,占領朝鮮王宮事件點燃了日清戰爭的導火索,本應是一件大功勞。但是,我推測,它可能是因為作為外交問題不便暴露,而從公開發行的戰史中消失了,變成了謊言。

但是,后來我數次去福島縣縣立圖書館,在“佐藤文庫”中又發現了《日俄戰史編纂提綱》。在閱讀了這個《日俄戰史編纂提綱》以后,我開始認為,《日清戰史》草稿關于日軍占領朝鮮王宮的詳細敘述并非出于戰史編纂者“夸功”的情緒動機。

我們在進入《日俄戰史編纂提綱》話題之前,先談一談有關《日清戰史》編纂問題到現在為止的相關調查。

1871年實行兵部省改革,在兵部省內設參謀局,陸軍參謀本部的前身就是兵部省的參謀局。根據參謀本部編寫的《參謀沿革志》,參謀局的職責之一是制作《地理圖志》。《地理圖志》制作規定說:“平時把間諜隊分遣到各地,測量地理,供制作地圖之用。”參謀局同間諜的任務連接在一起。

參謀局的工作一開始就以情報收集為重要任務。1873年3月修改陸軍省條例時,參謀局改稱“第六局”。按照規定,其任務包括測量地形、繪圖雕刻、兵史和兵家政志的收集等。所謂兵史和兵家政志的收集,其任務就是“收藏日本全國兵家自己編寫的歷史文件和版本,收集并出版部分兵史”。這就是說,從這個時候起,戰史編纂事務已經是一項重要任務了。

1878年12月6日設立參謀本部,以管東局、管西局、總務課為主體,“另設各課為支部,即地圖課、編纂課、翻譯課、測量課、文庫課等”。從事戰史編纂任務而受到關注的是編纂課。按照規定,“編纂課的任務是匯編、匯集有關本國和外國的政志地理的文書和各國戰史,或者從事本部長特別指定的一種編纂”,以參與歷史的研究和編纂為主要任務,以備未來戰爭之需。

編纂課不僅研究近代戰爭的歷史,它還研究為收集中國情報而派出的日本軍人帶回的歷史史料。例如,他們曾經解讀朝鮮古代高句麗廣開土王碑碑文,并出版了有關圖書。當然這是為日本后來向朝鮮和中國擴張勢力而做的工作(請參照研文社出版的中塚明著《近代日本對朝鮮的認識》一書中的論文《近代日本史學史中的朝鮮問題》、《日本近代史的展開與“朝鮮史像”》等)。

從明治初期以來,日本陸軍參謀本部的歷史研究和戰史編纂一直和情報活動連接在一起(另請參照有賀專著《日本陸海軍的情報機構及其活動》,近代文藝社1994年版)。

《日清戰史》的編纂過程

有關日清戰爭的戰史編纂是怎樣進行的呢?先說有關這個問題的結論。關于“日清戰史”的編纂過程,現在還缺少史料,所以尚不甚了解。在這里只能根據有限的片斷史料介紹一下所了解到的情況。

日清戰爭當時執行的參謀本部條例是1893年10月3日一百零七號敕令公布的。按照這個條例,參謀本部由第一局、第二局和編纂課(內外兵要地志和政志的編纂、戰史編纂、外國圖書的翻譯)構成,機構比較精簡。

日清戰爭結束后的第二年,1896年2月18日,陸軍參謀總長彰仁親王向陸軍大臣大山巖遞交了“臨時戰史編纂部官制”方案,附信說:“臨時戰史編纂部官制,我意按附件方案制定。如無異議,請同海軍大臣協商之后裁定。”“臨時戰史編纂部”是一個試圖組建的新機構,它不同于原來的機構,屬于陸軍參謀總長管理,掌管《日清戰史》編纂工作。

依照“臨時戰史編纂部官制”方案,編纂部的“長官由陸海軍將官擔任,副長官由陸海軍將官或陸海軍大佐擔任”,“事務官由陸海軍佐官、陸海軍尉官或相應官員擔任”,“根據需要,可混用若干陸海軍編修”(參照防衛研究所圖書館館藏《明治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參謀本部歷史草案》所收史料)。但是,方案上有一個字條,字條說:“不知協商后做了什么決定。”這個方案后來沒有被實施,也不知陸軍和海軍協商了沒有。可能因為陸海軍不和而作罷了。

眾所周知,最后陸軍和海軍分別進行了戰史編纂。陸軍公開發行了參謀本部編寫的《明治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日清戰史》第一卷至第八卷,附圖兩卷(東京印刷,1904年至1907年)。海軍公開發行了海軍軍令部編寫的《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海戰史》上下兩卷和一本附錄(春陽堂1905年出版)。

注:海軍戰史,除海軍軍令部編寫并公開發行的戰史以外,還印制了包括重要電報等文件的《秘錄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海戰史》十二卷和附錄。這部《秘錄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海戰史》在防衛研究所圖書館有館藏,并對外公開。公開發行的《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海戰史》與這部《秘錄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海戰史》的對照研究是今后的一個課題。

陸軍提出前述“臨時戰史編纂部”方案以后,不久,同年5月9日以二百零一號敕令修訂了參謀本部條例,把參謀本部擴大改組為包括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和編纂部的五部制。編纂部的分擔責任是戰史,內外兵要地志和政志、翻譯等。

這個編纂部的部長是步兵中佐東條英教(東條英機之父)。作為文職人員一直在編纂課工作的橫井忠直作為部員擔任首席“編修”,還有大冢賢一(步兵少佐)、倉遷明俊(工兵少佐)、齊藤力三郎(步兵大尉)、宇都宮太郎(步兵大尉)、伊豆凡夫(步兵大尉)、高橋義章(步兵大尉)、鹽田武夫(步兵大尉)、佐藤安之助(步兵少尉)等八名軍人和岡部精一、巽來次郎等文職官員(部員人名依照1896年《職員錄甲》。部員每年有變化,在此略去)。

大概是由這些編纂部成員開始編纂日清戰史的。這基本上是肯定的。巽來次郎1902年出版的著作《日清戰役外交史》(東京專門學校出版部藏版)的凡例說,他從事日清戰史編纂,“負責戰爭原因和結果的編纂”。

但是,在山縣有朋擔任內閣總理大臣,桂太郎擔任陸軍大臣期間,1899年1月14日,以第六號敕令修訂了參謀本部條例。這個新條例的第六條與原條例不同,只寫了“參謀本部的編制另行規定”,條例中沒有明確的參謀本部編制。依照當時的參謀總長川上操六1898年12月19日的記錄,在修訂參謀本部條例的時候,“特別奏請天皇允準”的“參謀本部各部分擔任務規則”規定:“參謀本部各部分擔任務屬于特殊機密。這項規則規定它屬于第一種秘密。須嚴格保密,防止向外泄漏。”(防衛研究所圖書館館藏《明治三十年至三十一年參謀本部歷史草稿》收錄)

1899年7月15日公布了軍機保護法。但是,軍機保護法公布兩年前(1897年6月),在參謀本部就看到了制定軍機保護法的跡象。因為日清戰爭之后,日本的軍事力量受到了世界的關注,所以日本急于保護軍事機密。這樣,參謀本部做什么,也完全躲開了日本國民的關注。

依照《明治三十年至三十一年參謀本部歷史草案》記錄的作為第—種秘密的《參謀本部各部分擔任務規則》規定,編纂部已經沒有了。新機構是五部制,第四部分擔了原編纂部的任務。第四部的工作是“戰史、兵要地志、翻譯、陸軍文庫”四項。

按照1899年1月14日第六號敕令公布的陸軍參謀本部條例,日軍全力繼續編纂日清戰史。

根據1899年《職員錄甲》,東條英教晉升大佐以后仍然留任第四部部長。“編修”欄內的職員包括以橫井忠直為首席,巽來次郎、岡部精一共3人,“屬官”12人.“編修書記”7人,“翻澤”4人。由此可見,戰史編纂機構已經得到充實。1900年,在“編修”中增加了下村修介,雖然有一些變化,但總體上沒有變化。1901年有些變化,“編修”欄中,巽來次郎和下村修介的名字消失了。第四部部長依然是東條英教大佐。從《職員錄》中看不出除東條大佐外,還有哪些軍人屬于第四部。

在參謀本部次長寺內正毅的領導下,戰史編纂方針有變化嗎?

從上述情況看來,東條英教大佐作為《日清戰史》編纂的領導人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是,我查閱了防衛研究所圖書館館藏的《參謀本部歷史草稿》,至今沒有發現有關《日清戰史》編纂方針的資料。

盡管是一些片斷的敘述,我把它貫串起來研究,雖然模糊不清,但是可以推測,1899年1月14日第六號敕令修訂的參謀本部條例給日清戰史編纂工作帶來了決定性的影響。促進這種決定性影響的可能是剛剛就任參謀本部次長的寺內正毅陸軍中將。

寺內正毅于1900年4月25日就任參謀本部次長。寺內正毅就任參謀本部次長一個多月以后的6月1日的日記說:“出勤。同東條大佐就戰史編纂工作爭論。”(山本四郎編《寺內正毅日記》,京都女子大學發行,同朋舍印刷,第67頁)我們現在還不了解他們爭論的內容,但是,寺內正毅和東條英教爭論三天以后,6月4日寺內正毅的日記說:“東條大佐二日稱心臟病,沒有出勤。”可見二人都非同一般地固執己見。

后來,井口省吾(當時是炮兵大佐,陸軍大學首席教官,兼參謀本部御用掛,也曾從事戰史編纂工作)曾經這樣敘述:

日清戰役結束以后,我在參謀本部編纂《日清戰史》。因戰斗情報常常是不正確的,作為編纂主任的第四部部長東條,曾要求去日清戰爭舊戰場做實地調查。對于東條的這項請求,當時的參謀次長寺內正毅說:“東條的請求報告我已經批準了:但現在恐怕沒有派人去舊戰場做實地調查的必要。即使你去對舊戰場做實地調查,情況也同當時不一樣了。編纂戰史莫如以戰斗情報為依據。如果對某些地方有懷疑,加以注釋就可以了。”寺內正毅總是不輕易批準現地調查。因此,寺內正毅參謀次長與東條英教常常發生沖突,二人都試圖以自己的職責貫徹自己的意見。我曾經非常憂慮此事。后來我要求雙方見面,疏通思想。為此我要求大久保春野將軍作為第三人參加會見。大久保春野將軍最初爽快地答應了,但他無意中了解到雙方的脾氣和主張,認為沒有解決的余地,于是最后大久保春野將軍拒絕參與。在這樣的情況下,二人之間的糾紛愈演愈烈,沒有解決的希望。這時發生了明治三十三年北清事變。東條部長說:“現在國家正處在多事之秋。一味爭斗是非常愚蠢的。次長為處理這次事變而操心,是非同小可的。我也要一改前意,服從次長的命令。到戰史編纂完畢以后,我將果斷辭職。”當時東條繼續從事編纂工作。二人的沖突也宣告解決。后來東條晉升旅團長。(黑田甲士郎編《元帥寺內伯爵傳》,元帥寺內伯爵傳記編纂所1920年出版,“逸話零聞”第28~30頁)

東條英教是南部藩(巖手縣)出身,是以優異成績畢業于陸軍大學第一期的俊才。他和出身于長州(長州閥是日本陸軍的主流)的寺內正毅,可能原來就脾氣不和。就在戰史編纂工作爭論的第二天,東條英教甚至自稱有心臟病而不到參謀本部上班。大概他們進行了非常激烈的爭論。

但是,爭論的內容是否像井口敘述的那樣是“舊戰場實地調查”這樣一些枝葉末節的問題,我是不無疑問的。因為在日清戰史編纂過程中,曾經進行過“舊戰場實地調查”。例如,“佐藤文庫”第二稿的第十六篇第七十五章(占領澎湖島)封面上寫著“巖崎之紀調查”。這份史稿的最后有“引用及參考材料書目”,其中包括參戰部隊的陣中日志和戰斗詳報等29條。其中一條是“三十四年巖崎之紀實地調查”。而“三十四年”是寺內正毅在參謀次長任中。

正是這種原因,可以懷疑寺內與東條的爭論中是否包含了相當根本性的問題。但是,現在對此只不過是推測而已。

但是,我們通過有關史料可以推論:在寺內正毅陸軍中將擔任參謀次長的時候,《日清戰史》的編纂工作有一些根本性的變化。

這些史料包括1900年11月7日“參謀本部編制表備考第四項做如下修訂”。其內容包括“目前,為編纂新戰史,除編制人數外,可增加若干部員、暫借人員和軍官,以及高等文官和判任官等”(參照《明治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參謀本部歷史草稿》)。

僅就這個史料,尚弄不清楚這是一個什么意義上的修訂。但是,我在福島縣縣立圖書館閱讀“佐藤文庫”大量《日清戰史》草稿的時候,發現不少草稿的封面或扉頁上寫著“禁止非新戰史委員的人員查閱”。第一稿十六冊中的四冊,第二稿八冊的全部都寫有這樣的字句。這個事實與前述“……為編纂新戰史……”的官制修訂對照起來,可以認為這可能是一項不容忽視的修訂。

我完全不知道誰是新戰史委員,原來從事戰史編纂工作的委員干什么去了,原來的委員是不是有人又成了新戰史委員。但是,“禁止非新戰史委員的人員查閱”是否表明在戰史編纂機構上和編纂方針上有些重要的變更呢?

《寺內日記》“明治三十五年二月四日”寫道:“出勤。今天上午內藤中佐來訪,談新戰史編纂工作。”另外,接替東條擔任第四部部長的陸軍炮兵中佐大島健一在寺內正毅于同年3月27日調任陸軍大臣之前的3月1日被參謀總長大山巖任命為“新戰史委員”(參照《明治三十五年參謀本部歷史草稿》)。

由上述情況可以想象:是不是參謀本部次長寺內正毅曾經提出了一項同東條英教主導的戰史編纂方針有很大差異的方針,并把戰史編纂工作委托給了“新戰史編纂委員”,使原來的委員們疏遠了新戰史編纂工作呢?

以上是在《參謀本部歷史草稿》中看到的同日清戰史編纂有關的事項。但是,盡管如此,我們不能否認,關于日清戰史編纂方針問題,現在仍然是隔靴搔癢。

 

第二節??《日俄戰史編纂提綱》

——“史稿”與公開發行的戰史

 

“佐藤文庫”中的《日俄戰史編纂提綱》

 

前面我們談了《日清戰史》的編纂問題,遺憾的是至今仍然有許多問題弄不清楚。但是,日清戰爭十年后發生的日俄戰爭的戰史編纂問題,在福島縣縣立圖書館的“佐藤文庫”中有一份文件叫《日俄戰史編纂提綱》,由這個《提綱》可以詳細地了解到日俄戰爭的戰史編纂工作。另外,從《日俄戰史編纂提綱》反推《日清戰史》的編纂方針,這也是一個使人深感興趣的文件。

日俄戰爭結束后的第二年,1906年2月,以參謀總長大山巖的名義制定了“明治三十七年至三十八年《日俄戰史編纂提綱》”。這個“明治三十七年至三十八年《日俄戰史編纂提綱》”是一個核心文件。下面首先介紹這個文件的全文。

明治三十七年至三十八年《日俄戰史編纂提綱》

一、本史敘述明治三十七年至三十八年日俄戰役的陸戰經過,以此供日后用兵研究,并將戰爭事跡傳于后世。

二、關于海軍的事項,只限于研究陸戰經過所需要的限度。

三、戰史按照陸戰過程的順序敘述。宏大戰斗的記事,要按時間和類型區分。文體要簡明,要衡量其本末關系。

四、須依照作戰經過,簡明敘事,判斷事跡之間的相互關系。制定目錄,確定戰史的總體框架,明確編纂工作的區分,爾后根據調查編纂的進展,按照需要進行修正變更。

五、戰史使用的地圖,可選用陸地測量部或我軍實地測繪的地圖,或繳獲的適用地圖。地圖經過修改,比例可適當變更,并使之符合規定的圖式,保持所需密度,便于清楚地閱讀。

六、編纂工作分為兩期。第一期編纂史稿,第二期修訂戰史。史稿為戰史草稿;在第一期,須準確地敘述事實真相,并使史稿具有戰史文體。在完成史稿以后,轉入第二期作業。在第二期,對整個史稿進行分合增刪,刪除機密事項。這樣修訂戰史,并公開發行。

七、在戰斗記事中提到的兵站、運輸、通信、補給、財會、衛生等事項,只限于研究戰略戰術須知的程度,詳情可按部門在史尾敘述。

八、編纂史料以大本營和各部隊的機密作戰日志、陣中日志、戰斗詳報、報告及其他官方文件為準。如果記事不詳,或同事實有矛盾,或事實經過存有疑問者,應要求兩名以上有關參戰高級軍官進行說明,采用其中與事實相符的敘述。

我想知道的是:在《日清戰史》的編纂過程中,為什么曾經一度詳細敘述過的日軍占領朝鮮王宮始末在公開發行的戰史中卻成了謊言呢?對于我來說,這個《日俄戰史編纂提綱》冰釋’了我的疑問。我驚嘆:“啊!原來是這樣啊。”(當然,在編纂《日清戰史》的時候是不是也有同樣的編纂提綱,還存在一些疑問)

《日俄戰史編纂提綱》中的第六項和第八項的規定特別重要。如第八項規定,作為史料,“須以大本營和各部隊的機密作戰日志、陣中日志、戰斗詳報、報告及其他官方文件為準”。《日俄戰史編纂提綱》第六項規定,戰史編纂第—階段為“史稿編纂”。在“史稿編纂”過程中,“須準確地敘述事實真相”。但是,“在史稿完成之后,進入第二期作業,對整個史稿進行分合增刪,并刪除機密事項。這樣對史稿進行修訂之后公開發行”。毫無疑問,公開發行的戰史表明,“機密事項被刪除了,事實的真相被隱瞞了”。

周密的戰史編纂

 

《日俄戰史編纂提綱》有四個附件。除參謀本部第四部部長大島健一簽字的“日俄戰史編纂規定”外,還有“日俄戰史編纂注意事項”(“日俄戰史編纂規定”和“日俄戰史編纂注意事項”是鉛印件)、“日俄戰史史稿審查注意事項”和“關于日俄戰史整理的規定”(“日俄戰史史稿審查注意事項”和“關于日俄戰史整理的規定”是油印件)。這些文件說明了日俄戰史的編纂是如何周密地實施的。

首先介紹“日俄戰史編纂規定”的要點。這個規定非常詳細。它包括:一、編纂業務規定(共25項);二、敘事規定(共15項);三、關于隊標、注釋、符號、數字和尺度的規定(共5項)。我在這里不可能介紹“日俄戰史編纂規定”的全部內容,下面只列舉“編纂業務規定”的主要項目。

首先,第一項規定,把“編纂業務”區分為“編纂、審查、地圖整理和庶務四科”,由參謀本部第四部部長統管。下面介紹作為戰史編纂工作的最重要的部分——有關“編纂和審查”的規定。

二、編纂科員負責史料的調查,史稿的編纂和戰史的修訂。

三、審查科員負責審查史稿,校訂敘事的疏密,增刪遺漏和重復,權衡各部的相互關系。

四、編纂科員完成分擔的編纂以后,交部長,請求審查。這時稱之為第一草稿。

五、部長接到第一草稿以后,把它交給審查科員,對之進行審查。經過審查科員的校訂以后,呈交部長。部長校檢后,命編修對草稿文章進行修改。這時稱之為第二草稿。完成第二草稿以后,交付印刷,發給編纂科員,征求意見。

六、編纂科員接到第二草稿以后,檢查敘事的事實,權衡它與自己編寫的部分的對應關系,簽寫意見,呈交部長。部長對各種意見進行取舍、修改后,命編修進一步對文章進行潤色。此時稱之為戰史史稿。

七、隨著審查和編纂的進展,在需要對史稿進行修正的時候,各科員應立即提出意見,向部長提出修正請求。

八、詢問當局官銜、部隊或參戰軍官取得的說明,須要求簽名蓋章,以成為日后證據。

九、各草稿須附有資料書目和說明人的官職、姓名和部隊名稱。

由上述規定可知,橫井忠直等所謂“編修”的主要任務是文字被歪曲的戰史的修辭。編纂和審查主要由參謀本部部員和參謀本部臨時借調的陸軍軍官實施。

在這里我略去關于“地圖整理科”的規定。下面介紹“庶務科”的規定。庶務科的事務包括:“一、往復文件的整理;二、編纂事務日志的調制;三、對抄錄員工作的監督、工程登記和月報的調制;四、消耗物品的存放和發放。”它特別規定“在史料中,大本營和各部隊的機密作戰日志、陣中日志、戰斗詳報和其他報告等,有

關日俄戰役的唯一官方文件,由科長監督其保存和借出,并盡可能形成抄本,供編纂工作使用”。這是庶務科的重要事務。

在第二項“敘事規定”中,第三條規定:“在史稿敘事中,因屬保密范圍而在戰史中需要刪除或修改的部分,在第一草稿的文章上要加圈點。”

以上是日俄戰史編纂業務規定的主要內容。

在“日俄戰史編纂注意事項”中,首先規定“戰史的目的,古今通例在于研究戰爭事跡,增進用兵知識”,“編纂者以顯彰事實真相為主,避免加以批評”。它堅決地禁止發表編纂者的主觀評價和感想。

 

不可敘述的十五條

 

由上述各項規定可知,日俄戰史編纂工作的實施是非常周密的。在福島縣縣立圖書館的“佐藤文庫”收藏的附加于《日俄戰史編纂提綱》的各項規定和注意事項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日俄戰史史稿審查注意事項”。

前面已經說過,日俄戰史的編纂首先是第一期——史稿的編纂。第二期是對史稿進行審查,“對整個史稿進行分合增刪,刪除機密事項。這樣修訂戰史,并公開發行”。關于編纂工作第二期“史稿審查”的基準,通俗地說,要刪除哪些“機密事項”,為什么刪除,在“日俄戰史史稿審查注意事項”中有所敘述。

這個“日俄戰史史稿審查注意事項”,在了解日本陸軍是怎樣敘述近代日本戰爭的歷史,在公開發行的戰史里,日本陸軍在那些事情上從不談事實真相方面,是一件非常珍貴的史料。下面我耐心地介紹其全文:

日俄戰史史稿審查注意事項

一、避免載明動員和新部隊編成的完結日期。

理由:防止以后以此為基礎推算我軍戰斗準備的天數。

下令日期已經被國內外廣泛了解,而且又無大礙,所以不必特別保密。

二、關于各部隊之間的意見沖突,主要記錄最終與執行結果有關的事項。盡管如此,同作戰有極大關系的,若不敘述,則不能闡明其經過者,要限于只簡單地敘述意見相左的理由。

理由:有暴露我軍內情之嫌,且于我軍無益。

三、不敘述有關軍隊或個人的怯懦或失策的事項。盡管如此,由此給戰斗帶來不利結果者,須潤飾其情況,做不得已而為之狀,或附加適當的理由,不可暴露其真相。

理由:否則可能降低民眾對我軍的評價,有害于日后的教育。

四、有關兵站守備隊及其運輸能力,不可詳細敘述。但守備隊參加實際戰斗者不在此限。

理由:因陸路兵站設備與日后作戰有極大關系,所以暴露真相對我軍不利。特別是運輸能力,可能成為外國軍隊的重?要參考。

五、不可敘述特設部隊的詳細編制。但概述繳獲炮隊和后備旅團不在此限。

理由:因為此項與計算我軍兵力有關。盡管如此,繳獲炮隊等屬于臨時性編制,將來未必依然如此。關于后備旅團,我軍未來的編制,與戰時編制將有所不同,所以不必作為秘密。

六、我軍前進或追擊速度不理想的原因,要盡可能省略,只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敘述。敘述內容要盡量隱晦。

理由:不宜成為日后戰役的例證。多少有暴露我軍缺點之嫌。因此,作為表面理由,或出于給養方面戰后的整頓,或出于單純戰術上的考慮,即使是事實,也絕對不可清晰地敘述我軍戰斗力的消耗或彈藥缺乏之類的事實。

七、有關追加運送彈藥的事項,以及由此而對我軍戰斗產生影響的事實,不可敘述。但局部發生的若干戰斗部隊因缺乏彈藥而苦戰的事實不在此限。

理由:不宜暴露我軍準備之不足。

八、關于給養缺乏的事實,應盡可能簡略敘述。但僅若干部隊暫時性的給養不足則不在此限。

理由:同前。而且須防止這種敘述日后成為破壞我軍運動的依據。

九、不可敘述人馬彈藥及材料的補充和新編部隊的組成情況。

理由:因為外國軍隊容易據此推測并破壞我軍的戰斗力資源。

十、不可敘述具有研究價值的特種戰法,以及尚未被世間注意的有關材料。

理由:我軍流了許多鮮血而取得的經驗,當然要注意不可讓外國軍隊利用。但是,在陸地作戰中敵我雙方是能夠相互了解的,所以,不被敵方注意者不多。盡管如此,我軍對之研究,亦不能保證沒有一些所得。例如對挺進騎兵的詳細敘述,旅順戰斗的詳情,迫擊炮的輔助材料等等,如果不加控制地暴露其效果,容易導致外國軍隊注意研究,絕對不是上策。

十一、不可敘述違反國際法或可能對外交產生影響的事項。

理由:有關虐待俘虜、土人的事項,可能導致侵犯中立的誤解的事項,以及當局否認的使用馬賊的報道,等等,容易引起物議,并可能累及邦交,或者可能降低世人對我軍的評價。

十二、不可敘述高級司令部幕僚執行任務的真相。

理由:可能暴露勤務機密。

十三、不可詳述可能與未來作戰有關的事項。

理由:將來可能成為戰斗地域的地區情況,有關奉天會戰后部隊前進的準備工作,或有關乘船登陸的事項,都可能成為日后作戰的參考,不可為外國軍隊所利用。

十四、戰史使用的地圖,只限于涉及戰斗地區的需要部分。其余應刪除,或非常簡略地標示。

理由:足以了解戰斗經過即可。要盡可能縮小秘密地圖的暴露范圍。

十五、敘述中有關海軍的事項,必須事先征求海軍當局的意見,取得海軍當局的允許后再公開發表。

理由:常有從陸軍的角度或許可以暴露,而海軍卻需要保密的情況,如艦隊根據地的情況,海面防御設備,彈藥消耗情況,等等。畢竟海軍與陸軍情況不同,陸軍不應沒有根據地揣測。

(未完待續)

(作者:[日]奈良女子大學名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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