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仁海

出處:甲午網欄目:(暫缺)發表日期:2015年3月5日

摘要:唐代設置登州至民國年間廢止,登州成為山東半島東部的政治經濟中心歷時1300余年。唐朝再置登州與當時海上運輸事業的發展和半島東部軍事上的重要地位有關,…

關鍵詞: (暫缺)

春秋時期,山東半島就開辟了由沿海港口出發,北渡長山列島至遼東半島,再轉向東南,沿海岸南下,到達朝鮮半島的海上航線。漢代至魏晉南北朝時期,這條航線成為歷史上著名的“循海岸水行”的黃金通道,被現代研究者稱為“東方海上絲綢之路”。

唐代設置登州至民國年間廢止,登州成為山東半島東部的政治經濟中心歷時1300余年。唐朝再置登州與當時海上運輸事業的發展和半島東部軍事上的重要地位有關,“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在與朝鮮半島及日本諸島的外交與貿易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唐代再置登州的緣由

唐代曾經兩次設置登州。第一次設州于文登,6年后廢并。這次設置與安置、獎賞淳于難有關,是天下大亂時的一個權宜之計。

隋末農民起義波及膠東,黃縣(今龍口市)人淳于難、淳于朗兄弟聚眾文登,擁兵拒亂,人民賴以安堵。唐朝建立后,武德四年(621),淳于難歸附唐高祖。唐朝在文登設立登州,以淳于難為刺史。對淳于難審時度勢,擁兵拒亂,聚眾保障文登,民賴以安的歷史功績,史書多予頌揚。據光緒《文登縣志卷七上·名宦》記載:“淳于難,黃縣人。《新唐書》:‘隋政荒,天下大亂,四方盜起。淳于難據文登。高祖武德四年(621)九月乙卯,淳于難降’。《資治通鑒》:‘武德四年,置登州,以難為刺史。’”其下有按語云:難據文登以降,即于縣置登州,“登州”之名始此。《元和郡縣志》云:“武德初,因文登縣人不從賊黨,遂于縣理置登州。”《山東通志》云:“淳于難,髡(淳于髡)之后。隋末,四方盜起。難與弟朗,聚眾保障文登,民賴以安。武德中拜登州刺史,封晉國公。”《黃縣志》云:“淳于難素抱英才,據守文登,人民賴以安堵。唐興,乃入于朝,因以為登州刺史,封晉國公。”雍正《文登縣志》亦云:“難當隋亂,實有功于文登。唐興,歸附高祖,升文登為州,即以難為刺史。難真不愧為人杰矣。”

唐太宗貞觀元年(627)登州省廢,轄地并入萊州。武則天如意元年(692)以萊州的牟平、黃縣、文登再置登州,州治牟平縣。中宗神龍三年(707),登州徙治蓬萊,并將蓬萊升為縣。天寶元年(742)改登州為東牟郡。乾元元年(758),又改東牟郡為登州,州治蓬萊縣。

州治遷至瀕海的蓬萊,與“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之海航發展有關,是當時登州海運事業發展的需要。

登州是唐朝與朝鮮半島、日本列島交通,以及中國南北往來的要沖,是海上運兵、貿易往來的主要通道起點。唐代地理學家賈耽(730~805年)用30多年的時間閱讀文獻,調查采訪,選取資料,繪制了《海內華夷圖》,并撰寫《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作為說明。據《新唐書·地理七下》記載:“其入四夷之路與關戍走集最要者七”,“二曰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七曰廣州通海夷道”,是當時的兩條對外最重要交通海路,可見其在中國海上交通史中的重要地位。

因此,登州的再次設置并將州治遷至蓬萊是唐代發展海上對外交往和貿易的需要,說明登州沿海出海口的地位、作用在唐代得到進一步加強。

二、登州是唐朝往來朝鮮半島的重要通道

“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是登州北部唐朝與朝鮮半島高麗、百濟、新羅三國以及日本和渤海國的主要交往通道。這條海道的傳統航線,一般是以登州為起點,經廟島群島北行至遼東半島,然后東行至鴨綠江口,再沿朝鮮半島南行,進入高麗、百濟、新羅,或繼續東行到達日本。在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都不發達的古代,充分利用近海海面航行,是一條較為安全可靠的航線。但是,這條航線對朝鮮半島南部的百濟、新羅來說,卻是走了一大段彎路。因此,從登州出發,橫渡黃海,直抵朝鮮半島南部,成為經由山東半島東部與新羅和日本海上交通的主要航線。這樣的航行雖然風險較大,卻縮短了許多距離。一些歷史記載證明,唐朝前期出兵朝鮮半島或民間往來,有不少是從山東半島出發,直抵朝鮮半島南部的。

唐朝初期,唐太宗和唐高宗應新羅等國請求,曾多次出兵朝鮮半島,幫助結束戰亂。唐朝對高麗用兵,以萊州為出兵朝鮮半島的重要通道和后方軍事基地。其時,登州省并后沒有重新設立,境內地屬萊州,此時的萊州自然包括境內,是出兵的通道和基地。

唐高宗顯慶五年(660),應新羅之請,命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率水陸大軍10萬進擊百濟。蘇定方引兵“自成山濟海”,直趨朝鮮半島西部的熊津江口(今錦江口),與新羅聯兵擊滅百濟。顯慶六年,百濟舊部起兵反唐,唐高宗又發淄、青、萊、海諸州水師7000人,渡海增援。龍朔三年(663),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率兵渡海支援白江口(錦江入海口)之戰,其渡海之地也是山東半島。白江口一戰,唐軍大敗前來增援百濟的日本水師,從而占領百濟全境。乾封元年(666),唐又出動水陸大軍進攻高麗。乾封二年,郭待封率唐水軍自山東半島渡黃海進攻平壤。同時,右相劉仁軌在征戰朝鮮半島的過程中“率兵渡海”與“浮海西還”,也都經山東半島諸港渡海。經過兩年鏖戰,終于在總章元年(668)攻克平壤,高麗滅亡,唐朝也結束了對朝鮮半島的用兵。成山,即今榮成市成山頭,當時屬文登縣,“自成山濟海”,顯然是直渡黃海,沒有走賈耽所述的“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可見至晚在唐高宗時,就開辟了從成山出發,橫渡黃海,直抵朝鮮半島的航線。

境內的一些地名,也反映了唐朝出兵朝鮮半島的史實。威海市區西部有個山峰名軍馬嶺,據康熙《威海衛志》(手抄本)云,即因“傳聞唐王東征,兵馬由焉”得名。榮成市蔭子鎮有個立駕山村,傳說即因唐王東征在此立駕得名。

除官方往來外,唐與朝鮮半島的民間往來也很頻繁。對于商人來說,縮短航程和時間,意味著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潤,因此他們敢于冒著風險,采取近距離航行。《宋高僧傳卷四·唐新羅國義湘傳》記載,總章二年(669),新羅和尚義湘“附商船達登州岸,分衛到一信士家”,信士一家“供給資緣”。數年后,義湘學成歸國時,“復至文登縣舊檀越家,謝其數稔供施。便慕(應為募)商船,逡巡解纜”。說明義湘來唐時和歸國時都是經由文登境內,文登沿海是新羅商船頻繁往來的重要通道。

三、唐代境內往來朝鮮半島的出海口

古代見諸史籍的出海口地名,往往是由若干海口組成的,不能認為歷史上的某個出海口地名就是專指某個唯一地方。“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是指登州去高麗、渤海主要從登州北部蓬萊、黃縣的出海口出發,沿著由廟島群島至遼東半島的航線“循海岸水行”;去新羅、日本則主要從登州南部文登、牟平縣的出海口出發,橫渡黃海,直抵朝鮮半島。

在唐代,境內南部沿海最重要的出海口有兩處。一處是位于唐文登縣境內的赤山浦(今榮成市石島灣),這里是新羅商船的重要中轉站,日本僧人圓仁在入唐和歸國之時先后在此居住近兩年半的時間。另一處是位于唐牟平縣境內的乳山浦(今乳山市乳山口),圓仁在入唐和歸國之時也都經過這里。在圓仁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可以發現,唐朝官方入新羅船只,多是從赤山浦或乳山浦出海;新羅官方入唐,登岸海口也是赤山浦或乳山浦;新羅民間百姓入唐同樣先到這里,或留住,或再轉至唐朝境內其它地方。

據圓仁所撰《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記載,唐開成四年(839)四月十七日,圓仁到達登州牟平縣唐陽陶村,有人介紹說“陶村之南邊,去縣百六十里,去州三百里。從此東有新羅國,得好風,兩三日得到”。可知,當時經常有船只從這里出海去新羅國。開成四年(839)六月二十八日,圓仁在登州文登縣赤山法華院中,遇到“大唐天子差入新羅慰問新即位王之使,青州兵馬使吳子陳、崔副使、王判官等30余人,登來寺里相看。夜頭,張寶皋遣大唐賣物使崔兵馬司來寺問慰。”崔兵馬使從新羅清海來,抵赤山浦入唐,登陸落腳于赤山法華院。開成五年二月十五日,圓仁在赤山法華院,“聞崔押衙船從揚州來,在乳山浦”,說明乳山浦是張保皋貿易船隊的重要停靠口岸。會昌五年(845年),圓仁擬從南方渡海歸國。七月三日到達楚州,向山陽縣(今淮安)“通狀具申本意:日本國朝貢使皆從此間上船,過海歸國。圓仁等遞到此間歸國,請從此間過海。縣司不肯,乃云:‘當州未是極海之處,既是準敕遞過,不敢停留。事須遞到登州地極之處,方可上船歸國者。’”赤山浦一帶,便屬“登州地極之處”,圓仁最終還是由赤山浦渡海,經由新羅,回到日本。大中元年(847年)閏三月十日,圓仁返國途中,“聞入新羅告哀,兼予祭冊立等副使、試太子通事舍人、賜緋魚袋金筒中、判官王樸等到當州(登州)牟平縣南界乳山浦,上船過海”。同年五月九日,為搭乘新羅人金珍船只歸國,圓仁沿著楚州(今江蘇淮陰)、嶗山(今青島)、乳山一帶跑了一圈,直到六月廿日,“到乳山長淮浦,得見金珍等船,便載人物,上船便發”。大中元年九月二日午時,圓仁一行搭乘新羅人金珍船回日本,“從赤山浦渡海,出赤山莫琊口,向正東行一日一夜,至三日平明,向東望見新羅國西面之山。風變正北,側帆向東南行一日一夜,四日曉,向東望見山島段段而接連。問艄公等,乃云:是新羅國西熊州西界。”傍岸繞行,平安回到日本。可見,赤山浦和乳山浦是進入新羅的出海口,即現在的開放口岸。

四、登州至新羅的海上運輸與新羅人聚居區

唐代,登州境內沿海許多出海口,成為與新羅間的航線組成部分,朝鮮半島三國以及日本的使節、僧人、士子、客商在此登陸、歸國和唐朝使節由此出使。致使許多新羅人僑居于此,形成了以新羅僑民為主的聚居區。其時,今威海境內沿海港口與朝鮮半島和日本等國交往頻繁,留下了許多中外友好和文化交融的佳話。圓仁在求法巡禮期間(838~847年),先后在一些新羅人聚居區停留過,其《入唐求法巡行記》留下了許多相關記述。

開成四年四月廿日,圓仁由牟平縣唐陽陶村到達邵村浦后,便有“新羅人乘小船來”;邵村勾當王訓“專勾當”外國人住留之事。廿六日,到達乳山西浦時,有“新羅人卅余騎馬乘驢來,云:‘押衙潮落擬來相看,所以先來候迎’……不久,押衙駕新羅船來,下船登岸,內中多有娘子”。說明當時邵村浦和乳山西浦有新羅人的聚居區,居住規模應在100人以上。

新羅人聚居最多的區域,還是文登縣清寧鄉赤山村一帶。“山里有寺,名赤山法華院,本張寶皋初所建也。長有莊田,以充粥飯。其莊田一年得五百石米”。法華院有新羅僧人卅余人。圓仁在法華院居留期間,常與周圍的新羅人接觸,開成四年十一月一日,“赴新羅人王長文請,到彼宅里吃齋。齋后,共數僧等到寺院莊宿一宵”;十四日,“依新羅僧常寂請,往劉村……于此有新羅人王憲”等等。開成四年十一月十六日至次年正月十五日,“山院起首講法華經……其講經禮懺,皆據新羅風俗。但黃昏、寅朝二時禮懺,且依唐風,自余并依新羅語音。其集會道俗老少尊卑總是新羅人,但三僧及行者一人,日本國人耳”;“此日山院法華會畢。集會男女,昨日二百五十人,今日二百來人”。一般估算,當地的新羅人應在集會人數的兩倍左右,有數百近千人之多。

正因為當時文登縣有這么多新羅人僑居,以至于在城南七十里設置了勾當新羅押衙所。其舊址在今文登與榮成交界處,張家埠口灣上游千八港東岸。

張保皋與赤山的密切關系,《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有多處反映。其在赤山一帶的經營,進一步擴大了赤山浦作為唐和新羅、日本政治、經濟、文化往來的重要港口的規模和影響。

宋朝建國以后,宋遼對峙,登州與遼國隔海相望,距離很近,海上運輸受到威脅,因此朝廷嚴禁登州、萊州與朝鮮半島的海上往來,限制通商貿易,違禁者甚至被判刑。其時,位于山東半島南部的板橋鎮(今屬膠州市)受到朝廷重視,地位得到迅速提升。宋元祐三年(1088年),在板橋設立市舶司,使其成為北宋前期東方海上絲綢之路唯一的大口岸。

 

(作者:威海市民政局地名辦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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