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關捷

出處:甲午網欄目:(暫缺)發表日期:2014年11月8日

摘要:2012年10月8日,驚聞其章兄仙逝,我的內心萬分難過。又一個知心兄長棄我而去,一位著名史學家離開了我們。回憶與其相識、相處、相助、相知的歲月,一幕幕出現…

關鍵詞: (暫缺)

2012年10月8日,驚聞其章兄仙逝,我的內心萬分難過。又一個知心兄長棄我而去,一位著名史學家離開了我們。回憶與其相識、相處、相助、相知的歲月,一幕幕出現在眼前:他的對人音容笑貌,對學術嚴謹求真……縈繞腦際。為了表達我的哀思,立即寫了悼詞,通過王如繪先生電子信箱傳給山東社科院戚其章治喪委員會。全文如下:

山東社會科學院戚其章先生治喪委員會:

驚悉戚其章先生駕鶴西去,曷勝悲痛!

40年前考察甲午戰爭故地時,承蒙先生親自指引,如同昨日。先生學識博廣,才思敏銳,研究成果宏富,尤甲午中日戰爭史貢獻卓著,為一代學人之前驅,啟迪之功,殊堪嘉尚。先生逝世乃史學界一重大損失!

請轉告家屬節哀。

大連民族學院 關捷

2012年10月9日


 

相識——一見如舊

40年多前,我在遼寧大學歷史系任教。1977年我同陳崇橋、孫克復先生開門辦學到威海考察甲午戰爭故地。我們到威海后,市委宣傳部特請多次勘察甲午戰爭遺址,從事調研,熟悉甲午戰爭史,掌握大量口碑材料的戚其章老師做我們向導。他訪問眾多北詳水兵及其后人尋覓不少資料。我們一見面,看他高大魁梧,真是一位山東大漢。從交談中,知他1925年出生于當時的威海衛城里,與孫克復先生同庚,孫先生生于7月,戚先生生于3月,自然他為兄了;陳崇橋1926年生。我卻小戚先生11歲,他自然是位老大哥了。其章兄談到他1941年曾就讀于育華中學,1948年畢業于南京中央大學機械工程系,翌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后因病回到故鄉威海從事教書育人工作。一位工科畢業生,經過軍隊熔爐鍛煉,在缺少現代工廠、科研機構和高等學校的威海,做一名為人之師,是相當光榮的了。憑他文學功底深厚,到第一中學當了語文教員,勝任愉快。這些經歷讓我們感到他是一位成熟的人。一位語文教員對甲午歷史感興趣,源于1956年,其章兄認識了原北洋艦隊來遠艦的水手陳學海。這位八旬高齡的老人成為他學習中日甲午戰爭史的第一位啟蒙老師。在他的啟迪下,其章兄對中日甲午戰爭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不辭辛勞,幾乎走遍威海、榮成沿海的山山水水和村莊,憑吊戰爭遺址,走訪戰爭參加者,從而獲得了大量的口碑和文字資料。此后,便真的轉入了對中日甲午戰爭史的學習和研究。不幸十年動亂,他的所有文稿和一些珍貴資料皆被抄走,下落不明。“四人幫”垮臺后,一切才又從頭做起。他回顧到此,心情顯得異常沉重。

當時,我們為他的堅持調研、刻苦精神所感動。考察時,承蒙其章兄親自指引,走遍了甲午戰爭遺址——劉公島上水師提督衙門、東西轅門、水師學堂、戲臺、炮臺(東泓、旗頂山、公所后、黃島、南嘴、迎門洞等),南幫炮臺(皂埠嘴、鹿角嘴、龍廟嘴、所城北、楊楓嶺等),北幫炮臺(北山嘴、黃泥溝、祭祀臺、合慶灘、老毌頂等),水兵駐所、各彈藥庫等。每到一處,其章兄都詳盡講述當年駐防的陸海軍及各炮臺武器配備。過去只從書本上對北洋海軍有所了解,如今身臨其境,印象極深。幾天相處,深有一見如舊之感,邊走、邊談、邊看的親近情景,如同昨日。尤其他一路上講了許多甲午戰爭故事,如數家珍,在我的頭腦中打上了烙印。

其章兄初涉甲午有一個先天條件,家在威海,這成就了他從事調研、獲得大量第一手資料的良好機會。

先天條件是一回事,若沒有興趣和追尋歷史的方法也不行,有方法沒毅力還是不行。其章兄談過對調查的認識。他認為研究歷史的主要依據是文獻資料,但不僅要重視文獻資料,還要重視調查材料。1979年10月他在山東省歷史學會成立時,結合自己的調研談了從事甲午戰爭史研究,既要充分掌握文獻資料,又要進行調查的體會。

他認為,深入開展調查,起碼有三個作用:一是可以豐富對歷史事件和人物的認識,使研究者進一步掌握歷史的具體性。有些文獻中所記載的事件和人物,往往過于概括,缺少具體性,三言兩語,語焉不詳,把豐富的有血有肉的歷史變成了幾條干筋,很難使研究者從中了解歷史的本來面目和全貌。通過深入調查,常會發現大量活生生的材料,為研究者了解歷史真相提供了可靠的依據。二是可以彌補文獻記載的缺漏。在甲午戰爭中,人民群眾的抗敵斗爭是整個反侵略戰爭的一個組成部分。但是,由于封建統治階級蔑視人民群眾,他們對于人民群眾的抗敵愛國行動,往往不是一筆抹煞,就是加以歪曲。遼東人民和榮成、威海人民,有許多英勇抗擊日本侵略軍的生動事跡,閃耀著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的光輝,只有通過調查才能深切了解。即使對于清軍本身的戰績,封建統治階級也不是有實必錄的。三是可以訂正文獻記載的錯誤。1895年2月7日早晨,被圍困在威海港內的北洋艦隊里,發生了一起魚雷艇結伙逃跑的事件。但,有人卻說成是突圍。突圍與逃跑,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碼事兒,不容混為一談。通過調查,問題就一清二楚了。一位老水手揭示了事件的內幕。原來,魚雷艇的逃跑是早有密謀的,魚雷艇上的人員曾把逃跑計劃向老水手透露,約他一起登艇逃跑。有些中外的記載完全證實了老水手的說法。魚雷艇突圍之說,顯然是一種臆測,是沒有根據的。

以上三點,可以說明文獻資料與調查材料結合的必要性。一些同志擔心甲午戰爭離現在八十多年了,當年參戰的人已經沒有在世的了,調查不會有多大用處吧?他說這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說法。在他看來調查的對象并不限定于參戰者,許多知情人同樣可以提供相當寶貴的材料。就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他訪到了劉步蟾家的乳娘的女兒,她幼年時生活在劉步蟾家里,很熟悉劉步蟾的情況。前面提到對丁汝昌生年的調查,也只是1978年的事情。他不僅在調查中獲得大量口碑材料,還發現一些重要的文字資料。如《丁氏族譜》的發現就是其中顯著的一例。

我們對戰爭遺址考察后,還應其章兄盛情之邀,晚上到他的府上拜訪,受到他和夫人的熱情款待。

這次到威海尋覓歷史,受益匪淺。既直觀地看到威海衛形勢:周圍承載著長白山越海而來的余脈,三面環繞,蜿蜒城郊,海港南北兩岸如兩臂突伸海中,構成半圓形,劉公島橫置其前,形成海上的天然屏障;劉公島稍南有日島,西面有黃島(與劉公島相連接),此外還有連林島(與北山嘴相連接〉、小黃島、青島、牙石島等島嶼分布海中,成為國防上的天然據點,形勢非常險要。同時,又蒐集資料,了解許多甲午陸海戰的故事,對我們撰寫甲午中日戰爭有關論著有很大幫助。

其章兄追尋老人們講的歷史遺跡,通過逐個調查,又查閱相關的歷史文獻和已蒐集的調查資料,開始進入甲午戰爭的研究領域。1960年,其章兄在主編《威海新志》時,寫了《甲午戰爭期間威海軍民的抗日斗爭》一文,刊于同年第4期《山東省志資料》。這就為他撰寫《中日甲午威海之戰》一書奠定了基礎。《中日甲午威海之戰》于1962年4月由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當時我還正在中國人民大學讀近代史研究生,先后看到其章兄的這本書和戴逸老師的《北洋海軍》一書(1963中華書局),成為我蒙生關注、研究在遼東半島進行海陸戰的甲午戰爭史的節點。

1977年11月,遼寧大學歷史系在沈陽召開《中國近代軍事史》書稿討論會。其章兄應邀在會上就劉步蟾評價問題發言。劉步蟾問題,早在1957年,中央民族學院郭毅生先生在《文史哲》第6期發表爭鳴文章,認為甲午黃海海戰開端前陣形排列并不是總兵劉步蟾懦怯而擅改的。但是未展開論述。同年《文史哲》第10期刊出郭滸的一篇對郭毅生文的商榷文章,題曰《黃海大戰中北洋艦隊的隊形是否正確》,卻只討論北洋艦隊的布陣得失問題,亦未涉及劉步蟾的評價。其章兄依據調研和在榮成發現的李錫亭所撰《清末海軍見聞錄》稿本,認為對劉步蟾評價應尊重歷史事實,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對劉步蟾給予肯定。其章兄的闡釋對與會者有很大啟示。我同孫克復先生贊同為劉步蟾翻案。會后,我們分頭搜集、研究資料,寫出《應該正確評價劉步蟾》一文,在《光明日報》1978年4月13日《史學》版發表。從此引起社會廣泛注意。一是劉步蟾后人通過《光明日報》轉來信件,希望我們提供資料,并告知在上海親屬還有劉的像片;一是江蘇師院董蔡時先生于《江蘇師院學報》1978年第1期刊出《也論應該正確評價劉步蟾》一文,提出了商榷意見。1981年《江蘇師院學報》第2期又刊出董蔡時的《有關甲午中日黃海海戰的兩種史籍記載的考釋——再論劉步蟾在海戰中的表現》一文,斷定英籍洋員泰來回憶錄否定劉步蟾的記述是可靠的。與此同時,吳如嵩也在《江蘇師院學報》連發三文。大體與董蔡時見解相同。為辯駁清楚,我們又寫了《再論應該正確評價劉步蟾》一文,刊于《遼寧大學學報》1979年第1期。指出:《晨園漫錄》對于北洋艦隊陣形的分析,同丁汝昌報告中所說“各船均已船頭抵御,翼以大炮得力”,因而采取“夾縫(犄角)雁行(小隊)陣”的原因是一致的。這正好說明,北洋艦隊陣形并非劉步蟾所擅改,而是為了發揮艦首重炮炮火威力由丁汝昌等采取的。

1978年《中日甲午威海之戰》再版,其章兄在后記中說:

本書曾于一九六二年四月出版。此后,又作過多次調查,并發現一些有價值的資料。這次再版,增補了一些照片,重新繪制了地圖,多數章節作了必要的修改和補充。

這次修訂工作,得到許多同志的鼓勵和幫助。遼寧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史教研室的同志,為本書查對了日文資料,訂正了訛誤。在此深致感謝之忱。

該書出版后,其章兄贈書,用毛筆親自寫上“關捷同志指正”,并蓋上印章。

1979年11月,其章兄憑藉淵博的學識,調入山東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歷任副研究員、研究員,1991年被評為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曾為第七屆、第八屆全國人大代表。

《甲午中日海戰史》(1981年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其章兄的《北洋艦隊》一書也問世了。他又在書上簽名寄給我。

《甲午中日海戰史》和1984年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甲午中日陸戰史》、《甲午中日戰爭人物傳》后,都立即寄給其章兄了。

相處——良師益友

學術研討會是學者建立友誼、加強聯絡、學術交流的平臺。威海考察后,與其章兄的聯系一直未斷。在1980年籌備“東北地區中日關系史研究會成立暨首次學術討論會”時,我是具體籌備者,擬定的選題中,甲午戰爭是討論重點之一。因此在邀請國內28個省市自治區的188名史學工作者時,一下子就想到邀請已調入山東社會科學院將近一年的其章兄。他高興地接受盛情之邀,與日本大庭脩、山田豪一、尾形洋一和松浦章等四位學者和國內天津社科院王金林和呂萬和、南開大學俞辛焞、中國社科院沈予和趙金鈺、湘潭大學徐泰來、東北師大伊文成、吉林社科院黎光、遼寧社科院王秉忠、遼寧大學朱守仁和劉天純、武漢大學肖致治、四川大學李潤蒼、暨南大學戴學稷、新疆大學莊鴻鑄、貴陽師院吳雁南、南京大學高興祖等蒞會。其章兄提交大會論文《關于北洋艦隊若干問題的探討》是110篇之一。他在會上報告了論文,引起與會者興趣。會后選擇24篇論文編成《中日關系史論叢》(第一輯),1982年由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1992年該書由日本靜岡縣立大學鈴木靜夫教授等翻譯,書名《中國人の見た中國·日本関係史》東方出版(株)。其章兄之文譯為《北洋艦隊に関するいくつかの問題點》編入其中。從此,其章兄在日本產生了一定影響。

這次會議后,我們之間聯系更密切了。除書信往來主要靠參加各類學術討論會見面交流。

1984年,時逢甲午中日戰爭90周年,以甲午中日戰爭為主要議題的學術討論會有三次。第一次是1984年9月11-16日在大連市召開的東北地區中日關系史研究會第四次中日關系學術討論會,由東北地區中日關系史研究會、遼寧大學等院校主辦。其章兄提交論文《日本諜報活動與甲午中日戰爭》。會上評選了對推進中日關系研究貢獻的活動積極分子和優秀論著。其章兄同王金林、呂萬和、沈予、俞辛焞、米慶余等評為優秀通訊會員,對會上展覽的論著進行了評選,孫克復、關捷的《甲午中日陸戰史》和易顯石、張德良等的《九一八事變史》2部評為優秀論著;米慶余譯藤村道生的《日清戰爭》評為優秀譯著;其章兄的《北洋艦隊的幾個問題》、呂萬和的《甲午海城之役與日本的軍事冒險主義》、王金林和趙健民的《試論古代中日之間的三次戰爭》等53篇評為優秀論文。那時開學術會經費困拮,獲獎者只能得一本證書。但學者們以榮譽為重,無人計較。

第二次是同年9月20日到25日由山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編輯部、東北地區中日關系史研究會和山東省史學會主辦之“甲午戰爭九十周年紀念學術討論會”在威海市舉行。來自全國15個省市的八十多名史學工作者出席了討論會,提交給會議的論文共九十余篇。內容涉及相當廣泛深入,諸如戰爭的歷史背景、國際關系及英俄兩國的遠東政策、日本的戰爭準備與挑起戰爭的手段、人民群眾的抗日斗爭、東三省練軍及遼東戰場清軍的后勤供應、帝后兩黨的戰和之爭、北洋艦隊覆滅的原因、三國干涉還遼的影響、臺灣人民的反割臺運動及對臺灣民主國的評價、戰爭對中國思想文化領域的沖擊與民族覺醒、甲午戰爭與洋務運動發展的關系、載湉、李鴻章、翁同龢、劉坤一、嚴復、黃遵憲、柯鐵等歷史人物的評價,等等。會后濟南齊魯書社于1986年10月出版了其章兄主編之《甲午戰爭九十周年紀念論文集》。論文集所收的31篇文章,都是從這次討論會提供的論文中選出來的,其中有章開沅的《甲午戰爭歷史意義的再認識》、丁名楠的《略談日本發動甲午戰爭的背景、過程及其影響》、陳偉芳的《甲午戰前朝鮮的國際矛盾與清政府的失策》、胡濱的《甲午戰爭前的北洋海軍》、苑書義的《載湉、李鴻章與甲午戰爭》、關捷的《劉坤一與中日甲午戰爭》、孫克復的《甲午戰爭期間遼寧人民自發抗日斗爭述略》、胡繩武和孔祥吉的《臺灣人民阻止清朝政府割臺斗爭述論》、戚其章的《論民族英雄柯鐵》、李侃的《甲午沖擊在思想文學領域引起的變化》、姜鐸的《中日甲午戰爭與洋務運動》、茅家琦的《甲午戰爭與洋務運動發展的新階段》等。末附戈之揚編輯的《甲午中日戰爭史論著索引(1950-1984) 》。

第三次是同年11月,東北地區中日關系史研究會、山東省社會科學院、丹東師專主辦的“第二次甲午中日戰爭史學術討論會”在丹東市舉行。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朱昌崚教授、其章兄和北京師院邱遠猷、齊齊哈爾師院劉恩格、遼寧大學任鴻章、張玉詳、孫克復、關捷等與會。會上向與會者發了孫克復、關捷等編輯的以甲午戰爭為主要文章的《中日關系史文集》、關捷所編之《甲午中日戰爭論著目錄》、《中日關系史日文論著目錄》和紀萬春、劉樹泉、關捷等主編之《中日關系史論文資料索引》(上下)。

1985年開始,逐漸有更多的學人投入甲午戰爭的研究。正是這一年,甲午戰爭博物館在原北洋海軍提督署文物管理所基礎上建成。甲午戰爭博物館的建成,傾注了其章兄等海內外學者的心血,他們對劉公島北洋海軍提督署、龍王廟、丁汝昌寓所、鐵碼頭、船塢、工程局、水師學堂、水師養病院及18處炮臺等的保存修葺提過很多寶貴建議,諸如提供文物線索、捐獻手稿、書籍等做出力所能及的貢獻。

毫不夸張地說,正是由于以上多次有關甲午戰爭學術會的召開,激化了學者們的研究熱情,因而有了90年代開始的研究廣度。1990年2月,在北京舉行了“紀念甲午海戰95周年學術座談會”,會后編輯出版了論文集《甲午海戰與中國近代海軍》(1990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其章兄、孫克復和我的文章《清廷之賞罰與甲午海戰》均收入其中。

1994年,甲午戰爭爆發100周年時,海內外形成了研究熱潮。幾乎所有研討會都有其章兄的身影。6月,臺北首先舉行“甲午戰爭100周年紀念學術研討會”,會后編輯出版了《甲午戰爭一百周年紀念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5年臺灣師范大學歷史學系出版),收論文33篇中大陸學者論文2篇,就有其章兄文章。

同年8月,在北京舉行了“紀念甲午海戰100周年學術研討會”,會后編輯出版了《甲午海戰與中國海防——紀念甲午海戰10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5年解放軍出版社出版),共收論文41篇。

同年9月7日至11日,在山東威海市舉行由中共山東省委宣傳部、中國史學會、山東社會科學院、山東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中共威海市委、威海市人民政府聯合舉辦的甲午戰爭10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會議以“甲午戰爭與近代中國和世界”為主題。出席會議的中外學者138人,其中韓國、日本、德國、加拿大等國和臺灣、香港地區學者42人,提交了著作14種和論文近98篇。百年是大慶之年,雖甲午戰爭中中國失敗,損失慘重,代價巨大,但具有促進中國人覺醒,認識到落后挨打,中國必須獨立自主富強,才不會再吃苦果的意義重大。當時國內外學者都明瞭只能逢這個百年,因此熱烈響應蒞會。無論學術會的規模、組織的嚴密、交流的氛圍等,都是空前的,這既與改革開放16年的大環境有關,也與其章兄的人格魅力與奉獻是分不開的。大陸學者有中國史學會會長戴逸、李侃、李文海、姜鐸、茅家琦、劉學照、董蔡時、王魁喜、劉恩格、龔書鐸、郭毅生、金沖及、俞辛焞、王曉秋、王如繪、周啟乾以及孫克復和關捷等;臺港學者有張玉法、王家儉、李恩涵、林子候、鄭樑生、呂實強、羅運治等;國外學者有入江昭、陳志讓、朱昌崚、馬幼垣、班福德、金勝一、金昌洙、樸日根、喬偉、中塚明、伊原沢周、大畑篤四郎、山田公平、原田敬一、中村哲夫、水野明、大公正、鈴木智夫等。真是群賢畢至的高端學術會。其章兄提交的論文《論乙未割臺的歷史背景》,表明他的研究已從甲午戰爭海陸戰轉向日本割臺和臺灣抗日斗爭。大陸提交這次學術討論會的文章有的是對最新發現的資料進行研究,有的充實了研究中的薄弱環節,有的填補了研究中的空白,可以說無論在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上,都比過去大大地向前推進了一步,成為當時世界甲午戰爭史研究最新成果的薈萃。會議開的熱烈,氣氛融洽,盛況空前,是一次高水平的學術會議。會后,山東社會科學院甲午戰爭研究中心的其章兄和王如繪承擔了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的編輯和對文字的技術處理工作。最后論文集共收論文85篇,其中包括中國大陸學者論文59篇,臺灣地區學者論文7篇,韓國、日本、德國、美國、加拿大等國學者論文19篇。以《甲午戰爭與近代中國和世界》為題,199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百年來第一次為甲午戰爭史出版1198頁91.4萬字的精裝書。這次學術會將以甲午戰爭研討規模大、學術規格高、社會影響強的專業學術活動載入史冊。

1995年9月,大連民族學院主辦舉行了“海峽兩岸《馬關條約》百周年學術研討會”,會后關捷主編出版了《海峽兩岸〈馬關條約〉百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7年大連海事大學出版社出版),共收論文23篇,其中大陸學者關捷、劉恩格、田久川、楊惠萍、張傳杰、韓俊英、周德清張玉芬、喻大華、王若、曲傳麟、王維遠等論文16篇,臺灣學者繆寄虎、馮啟人、孟德聲、曾祥鐸、王國璋、王英男、鄭玉秀等論文7篇。

1998年8月,在威海市舉行了“北洋海軍成軍110周年紀念學術討論會”,會后戚俊杰和劉玉明主編出版了《北洋海軍研究》1999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其章兄為該書作序,收入戚其章《洋務運動與中國近代海軍》和《晚清海軍興衰的歷史啟示》、胡濱《甲午戰爭前的北洋海軍》、王家儉《國際科技轉移與北洋海防建設——論洋員在洋務運動中的角色與作用》、中塚明《日清戰爭前的日本對清戰爭準備》、孫克復《北洋海軍與黃海海戰后期戰場》、關捷和楊惠萍《北洋海軍將士的民族精神》、戚俊杰《論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蘇小東《北洋海軍管帶(艦長)群體與甲午海戰》、姜鳴《關于近年來方伯謙評價的一些情況》、張玉法《甲午戰后的海軍重建(1895-1911)》等論文36篇。

2004年9月,中國歷史學會、山東省歷史學會、威海市人民政府主辦,山東省社會科學院甲午戰爭研究中心、劉公島管理委員會、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館承辦的甲午戰爭110周年學術討論會在威海隆重舉行。與會專家學者就北洋海軍及甲午戰爭這一重大歷史事件作了全方位、多層面的進一步探討。為了將這次會議所取得的可喜成果推向學界、推向社會,會后戚俊杰和劉玉明主編出版了《北洋海軍研究》第三輯(2005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在編輯文集過程中,其章兄和我都被安排為學術顧問,可其章兄始終予以關注和指導。文集中收入臧運祜《甲午戰爭與近代日本的亞太政策》、郭富純《日本的明治維新運動與甲午、甲辰戰爭——兼論日本軍國主義的形成及影響》、伊原沢周《甲午戰爭與大亞細亞主義的關系》、冷繡錦《黃海海戰“松島”艦受擊初探——從木村浩吉的回憶分析“松島”艦被擊真相》、戚其章《甲午和戰之爭再探討》、關捷《甲午大平山爭奪戰述略》、孫建軍《關于甲午海戰丁汝昌史料考辨二則》、翁飛《也談李鴻章在甲午戰爭中的責任》、王珍仁《論李鴻章的外交思想——以對日對俄為重點》、戚俊杰《北洋海軍愛國將領林泰曾》、孔祥吉和[日]村田雄二郎《甲午戰爭研究中一個被忽略的角色——日本機密檔案中的伍廷芳》、李吉奎《甲午戰爭時期的張蔭桓》、王家儉《甲午戰爭前英國遠東海軍“中國艦隊”在華之活動與影響》、陳振江《甲午戰后洋務運動的新趨向》、[日]中塚明《〈日本外交的過失〉與日清、日俄戰爭——圍繞近代日本的歷史認識》等55篇論文。

上述有關甲午戰爭學術會和文集問世對甲午戰爭研究起了積極推進作用。一表現在越來越多的朋友關注甲午戰爭研究,論著日益增多;二是伴隨研究的展開與深入,一批年青學者成長起來。

通過學術會上交流,與其章兄朝夕相處,加深了友誼。

相助——相得益彰

與其章兄的友誼在學術共識、共同合作中更加相知。其章兄對學術信息十分敏感。一旦瞄準有價值課題,立即投入精力,積極進行研究。1979年9月,東北地區中日關系史研究會籌委會制定的研究規劃(草稿),包括理論著作;資料的翻譯、編輯;工具書的翻譯、編輯。其中資料編輯選題有《中日甲午戰爭資料補編》,建議由遼寧大學歷史系承擔。1980年10月5日,其章兄在大連參加東北地區中日關系史研究會成立大會暨第一次學術討論會時,看到規劃中的《中日甲午戰爭資料補編》一項,頗有興趣,立即與孫克復和關捷商議共同編輯《中日甲午戰爭資料補編》事宜,一致認為此選題必要(中國史學會主編之中國近代資料叢刊《中日戰爭》7冊于1957年出版后,又發現大量中外資料)、可能(研究會聚集了一批熱衷于甲午戰爭研究的學者)。會后其章兄立即與中華書局李侃聯絡,得到認可,定名為《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中日戰爭》,列入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1982-1990) 》。既然編輯《叢刊續編·中日戰爭》時機已成熟,1983年初組成編輯組,其成員除山東社科院歷史所其章兄和王如繪、遼寧大學歷史系的孫克復和關捷、沈陽師院政史系劉樹泉、齊齊哈爾師院歷史系劉恩格外,還有中央檔案館的宋秀元、遼寧省檔案館的劉玉岐8人。歷經三載有半,此書始初告編成。

《叢刊·中日戰爭》的續編共12冊,自1989年至1996年由中華書局出齊。續編所收資料,主要是從東學黨起義后中日朝鮮交涉到臺灣人民反割臺愛國武裝斗爭時期的資料,其中包括奏章、條陳、咨文、電報、函札、日記、告示、撤文、年譜、回憶錄、講演、評論、傳記、供詞等。我們編輯小組經過討論,確定編輯續編堅持精選的原則,一般只收檔案資料和第一手資料。非第一手資料如確系有重要參考價值或可彌補缺漏者,則擇要編入。資料的編排,一般是按中外文分開的原則,只有少數變例情況。無論中文資料還是外文資料,都按其性質來編排。12全冊內容安排:第一冊至第五冊是中文檔案資料;第六冊是以中文為主的(其中包括少量日文的和英文的)有關戰爭和議和的零散材料;第七冊是日本方面預謀挑動和進行戰爭的零散材料(包括西方人士對戰爭的評論);第八冊是日本隨軍記者寫的關于歷次戰役的報導;第九、十冊是日本外交文書;第十一冊是倫敦公共檔案局文獻“FO 405(中國)1847-1937”,1983年美國大學出版機構首次出版《英國外交文獻》第一輯第四、五卷;第十二冊是關于臺灣人民反割臺斗爭,以及甲午戰爭時論和人物傳記資料,后附本書征引書目解題。

《叢刊·中日戰爭》續編的特點主要有三:第一,補充了大量的檔案史料。如宮中的朱批奏折、電報檔、諭旨匯奏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檔,各省的檔案,乃至英國檔案等;第二,選譯了相當數量的日方資料。如《日本外交文書》、《明治二十七八年在韓苦心錄》、日本參謀本部《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戰史》、日本海軍軍令部《二十七八年海戰史》、川崎三郎《日清戰史》、《日清戰爭實記》、《從軍日記》、《回憶錄》等;第三,挖掘了一些新資料。如《清末海軍見聞錄》、《叢氏鈔存》、《丁汝昌傳》、《張寒口致翁同龢秘信》、《諫園存稿》等。

編輯《叢刊·中日戰爭》續編中,編輯小組對編入本書半數以上資料進行了標點和分段工作。資料原有的夾注一概保留。為方便一般讀者,有時在頁末加以必要的注釋,因此耗費大量心力,其章兄統籌全局,審改定稿,貢獻尤多。

我們的合作還表現在對個別重大、疑難問題的研討上。1980年 “東北地區中日關系史研究會成立暨首次學術討論會”召開期間,其章兄同我和孫克復先生討論了1894年9月17日中日黃海海戰時,北洋艦隊陣形問題。隨之其章兄起草了《甲午黃海海戰北洋艦隊陣形考》,我們三人一起對文章進行討論修改,我依據遼寧圖書館所藏1894年天津機器局所刻《船陣圖說》繪制了雙行魚貫陣、犄角魚貫陣、夾縫魚貫陣、一字雁行陣(一、二、三式)、鷹揚雙翼陣及北洋艦隊變陣、接敵后陣形圖,以助文字闡述。文章刊于遼寧大學學報1983年第1期。

2000年初,其章兄為了研究“旅順屠殺事件及其性質”,來函告我亟需1998年大連出版社出版之張本義、吳青云主編之《甲午旅大文獻 》一書。因為該書刊載了曲傳林的《甲午戰爭日軍旅順大屠殺紀實》、韓行方的《甲午旅順大屠殺有關問題淺探》、陳守堂的《萬忠墓的來歷與變遷》和劉俊勇的《旅順萬忠墓遷移清理報告》。我立即將手中的《甲午旅大文獻》寄上。其章兄在論文中(刊于2001年人民出版社出的《國際法視角下的甲午戰爭》一書)多次引用上述各文中的資料,說明其章兄為研究問題竭盡全力搜集資料。

同年10月,我乘到濟南參加義和團運動10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之機,到其章兄府上拜訪,從二十多年第一次相見談起,海闊天空,無所不言。當然聊的最多的還是甲午戰爭的研究問題。其章兄談到美國朋友將刊載克里曼所撰旅順虐殺報道的《紐約世界》原版復印件寄來了,我特別感興趣。他馬上請同事復印一份給我,我非常高興。返回大連后,請郭鐵樁同志譯成中文,收入《旅順大屠殺資料集》中。對我主持撰寫《中日甲午戰爭全史》有直接參考作用。

在此要特別記述的是1995年,戴逸、其章兄和我赴日本東京都參加東アジア近代史學會召開的“日清戦爭と東アジア世界の変容”國際シンポジウム。1995年6月15日,中國應邀的三人抵達東京成田機場,前來接待的日本朋友把我們安排在中日友好會館下榻。16日,學會安排報到學者往防衛廳研究所、國立圖書館參觀。在資料展柜里有《馬關條約》、《遼東半島還付條約》和《北清事變最終議定書》的原件。我和其章兄對各條約看得十分仔細,因為在國內尚未見《馬關條約》原件。不禁想起1985年我在早稻田大學作訪問學者時,安藤彥太郎特請藤井昇三教授陪我到外務省檔案館和防衛廳研究所查資料時,日本將《馬關條約》藏在恒溫地下室庫中,密不示人。當藤井教授向管理人員說明我是中國研究甲午戰爭學者并贈送孫克復與關捷的《甲午中日海戰史》后,他考慮一下,通融地說:“我去拿來,請快看。”過一會,他拿來《馬關條約》原件,條約名為《明治二十七八年戦役日清講和條約》。那是一本封面有一條龍的圖案。我逐頁翻一遍,最后看兩國和談大臣簽名處,日本是伊藤博文和陸奧宗光簽署,中國是李鴻章、李經方簽署。我迅速拍了幾張照片。再次印證,一些學者將李經方寫成李經芳是不準確的。我所拍簽署照片,收入在我同劉志超所編《沉淪與抗爭——甲午中日戰爭》(1991年文物出版社)一書中。從此被廣泛使用。

17日開幕式上,日本東アジア近代史學會會長大畑篤四郎、副會長藤村道生和中塚明主持會議,日本研究甲午戰爭學者檜山幸夫、大谷正、井口和起、原剛、我部政男、伊原沢周、原田敬一等二十余位到會,韓國、俄國學者和臺灣大學吳密察、酒井郁出席。提交論文34篇。時任中國史學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戴逸教授文章《日清戦爭と極東の國際情勢》,其章兄文章《甲午戦爭と近代中國人の世男認識》和我的《甲午中日戦爭期における東アジアの國際関係》,均在大會上報告。日本東アジア近代史學會很注重宣傳,召開此次會議的廣告制作精美,貼在東京大街顯眼之處。會議分四個專題:日清戦爭と國際関係、東アジア世界と日清戦爭、日清戦爭の戦爭指導和日清戦爭の諸相(1997年9月ゆまに書房出版東アジア近代史學會編輯之《日清戦爭と東アジア世界の変容》上下卷,中國學者三文均收入上卷)。每篇論文報告后有主評,隨之展開自由討論,幾乎在主評后都有二三人發言,氣氛熱烈。當千葉大學法經學部教授秦郁彥報告《旅順虐殺事件——南京虐殺と対比しつつ——》一文,文中提到王蕓生的《六十年來的中國與日本》、孫克復與關捷的《甲午中日陸戰史》、易顯石的《日本の大陸政策と中國東北》、戚其章的《甲午戰爭史》等,認為旅順、南京軍民被日軍屠殺者在中國都夸大了。聽后,其章兄和我都用事實進行了說明。會后19日,其章兄和我在大谷正先生陪同下到東洋文庫參觀,山根幸夫先生熱情接待,介紹文庫歷史與現狀,參觀藏書庫時看到大量中國地方志書,浩如煙海。據說有的縣志在中國已無法尋覓。這些志書,有的是交流的,有的是滿鐵和日軍劫掠的,這無疑是文化侵略的一部分。參觀后我們在留言簿上寫了幾句建議加強文化交流的話。

20日,我同其章兄前往京都,由西村成雄、大谷正陪同參觀清水寺等文物古跡,當晚中塚明、伊原沢周、大谷正等宴請其章兄和我,席間暢述友誼,交流學術,并互敬水酒,氣氛和諧。

21日,我們在大谷正陪同下訪問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所長狹間植樹教授出來迎接,中塚明、小野信爾、伊原沢周等在場。賓主在會主議室坐定后,狹間教授致歡迎辭并介紹研究所概況,我們介紹近年中國學界情況。座談后參觀了書庫,狹間所長特別引導我們看書庫中藏有關捷同其章兄的著作。研究所訪問結束后,我同其章兄開始分開活動。我在大谷正先生陪同下拜訪了大阪府立大學大庭脩先生。翌日我再次(1985年第一次)前往廣島,考察春帆樓“日清講和記念館”,并特意到李鴻章被刺地、引接寺考察,隨之到下關市教育委員會索取春帆樓至引接寺街道地圖。返國后繪制了《中日代表馬關議和時李鴻章被刺地點示意圖》,收入《中日甲午戰爭全史》第三卷戰爭篇(下)中。此圖寄給其章兄一閱,認為從李鴻章返引接寺經過國道9號線,到江村店馬路上被刺路線有直感。23日,我與其章兄相聚,在中塚明、伊原沢周等歡送下由關西空港返國。

在飛機上,我們回味了在東京、京都的學術交流,朋友交往,印象深刻,談到未來甲午戰爭研究的設想。一周多的朝夕相處,把我們的友情推向了新階段。

其后的相處日子,提供信息,交換資料,討論學術,成了我們往來不可或缺的內容。

相知——披肝瀝膽

幾十年的交情,我們互相激勵、鞭策,在不同的崗位,共同為甲午戰爭史的深入研究添磚加瓦。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其章兄的論著陸續問世,在學術界影響很大。1980年我同孫克復寫出《甲午中日海戰史》書稿,征得了其章兄的一些意見,且書中的威海保衛戰一章參閱了其章兄的《中日甲午威海之戰》一書,于1981年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年其章兄將27篇文章編成《甲午戰爭史論叢》,由山東教育出版社出版。為了紀念中日甲午戰爭90周年,我同孫克復又分別在1982年寫完《甲午中日陸戰史》書稿,1983年編完《甲午中日戰爭人物傳》書稿,該書中有關北洋海軍及山東地方33人傳稿由其章兄撰寫。這是一次很愉快的合作。兩書均于1984年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其章兄對當時所出之書予以很高評價。

伴隨知識的積累,研究領域的擴展,其章兄除在1990年出版了專史《甲午戰爭史》,研究文集《甲午戰爭與近代社會》,1994年初《甲午戰爭國際關系史》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之外,先后出版了《晚清教案紀事》(1990年)、《中國近代社會思潮史》(1994年)、輯校《李秉衡集》(1994年由齊魯書社出版)、《晚清海軍興衰史》(199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甲午戰爭國際關系史》使用了為編輯《中日戰爭》續編而新翻譯、新整理的中、日、英檔案資料,對日本挑起戰端背景、請廷乞保、列強調停、俄德法三國干涉等,敘述詳盡,分析切當,顯得豐厚踏實。

《晚清海軍興衰史》翔實地論述了晚清海軍始末,深刻地分析了其興衰的原因,分析了在林則徐、魏源之后中國近代化進程遲誤20年的原因,論述了近代造船工業的興辦、“四洋海軍”的籌建過程、近代海軍人才培養等方面的概況,特別是北洋海軍的正式成軍,以及在甲午海戰中的覆滅,為我們展現了一幅晚清海軍從無到有,由盛而衰的清晰畫卷。

為了紀念甲午戰爭100周年,學者寫出一些論著出版。1994年7月,齊魯書社出版了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館與北京圖書館閱覽部合作編輯,由戚其章任顧問,蘇愛榮、戚俊杰主編《中日甲午戰爭研究論著索引(1894-1993)》,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信息。在其章兄支持下,我主編了“甲午國恥叢書”(蕭克將軍題名)6冊:關捷的《覺醒——甲午風云與近代中國》,是作者十幾年的研究文集,涉及的研究課題較廣;郭鐵樁的《悔恨——甲午大連之戰》,集中敘述了甲午戰爭在大連地區的活動;李曉菲、邵尤寶的《忠魂——甲午戰爭的故事》,以通俗生動的語言,以人敘事,以事述人,用故事的寫法描述了甲午戰爭的全過程;楊惠萍、穆景元、鄭學元的《國殤——從甲午戰爭至甲辰戰爭》,是對日俄兩國分別制定的“大陸政策”、“遠東政策”直到日俄戰爭結束的整個歷史的敘述,從中可以得出帝國主義就是戰爭的結論;韓俊英、王若、辛欣的《史鑒——甲午戰爭研究備要》,是作者提供給史學研究和史學愛好者的工具書;高永學、孫常信譯《血證——甲午戰爭親歷記》,是翻譯日軍隨軍記者龜井茲明所記的日記(從日本出發至日軍退出遼東半島),為研究者提供了一份翔實可靠的第一手資料。叢書出版后,立即贈寄其章兄。其章兄認為這套叢書既有普及意義,又有學術價值,尤其翻譯《甲午戰爭親歷記》,會被普遍使用,一定影響很大。

進入21世紀,其章兄有許多甲午戰爭研究成果問世。2000年7月,其章兄寫完《國際法視角下的甲午戰爭》,2001年9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國際法視角下的甲午戰爭》出版后,那時已認識了大連大學歷史系教授楊惠萍,所以援寄來的書上寫了我和楊惠萍兩個人的名字。其章兄在《國際法視角下的甲午戰爭》前言說:日本乃至西方甲午戰爭國際法問題的兩次“研究熱”, 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都是宣揚“侵略史觀”,用國際法的術語做概念游戲,甚至歪曲歷史事實乃至偽造歷史,為過去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甲午侵華戰爭尋找法理上的依據。如20世紀70至80年代,發表的論著數量眾多,其內容皆集中于釣魚島列島的主權歸屬問題,妄圖為日本當年乘甲午戰爭戰勝之機“竊取”中國固有領土釣魚島的行徑披上“合法” 的外衣。 90年代以來,發表的論著也不算少,但論題比較分散,涉及到甲午戰爭的起因及性質、甲午開戰的時間、“陸奧外交”的本質、旅順屠殺事件的真相等等,而其中最核心的問題是如何對“陸奧外交”作出評價。著名的老一輩國際法學家王鐵崖說過:“我歷來認為,研究國際法應該與國際關系史相結合,特別是中外關系史;而研究國際關系史,特別是中外關系史,應該有國際法的知識。”從國際法的角度審視甲午戰爭,完全是一項嶄新的研究課題。其章兄進行了大膽的嘗試。他謙遜地說《國際法視角下的甲午戰爭》作為引玉之磚,希望將會有更多的此類研究成果問世。還特別感謝多位友人的關心和支持,如或惠贈個人的有關論著,或代購及復印有關資料,其熱心和盛情真是令人感動。如果沒有這些友人的幫助,以個人的能力和條件是很難完成這個課題的,借此機會向他們表示誠摯的謝意。

2000年,其章兄向戚俊杰倡議:應在甲午戰爭爆發110周之際,推出一部內容全面、形式新穎、體裁獨特、自成體系的甲午戰爭史學術專著《勿忘甲午》。遂由戚俊杰、劉玉明主編之編著計劃正式運作后,戚先生始終致力不輟,親自參與叢書的規劃構思,廓清問題,構筑框架,篩選題目,編著分工,悉心擘畫,功不可沒。更為可貴的是,戚先生不顧年事已高,親自執筆寫了《甲午日諜秘史》分冊,填補了甲午戰爭研究的一項空白。2004年其章兄的《甲午日諜秘史》與其他8冊同時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計有山東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王如繪的《甲午戰爭與朝鮮》、加拿大的北洋海軍史著名學者王家儉教授的《洋員與北洋海防建設》、山東省委黨校孫占元教授的《甲午戰爭的和戰之爭》、海軍航空工程學院蘇小東教授的《甲午中日海戰》和《甲午日軍暴行錄》、甲午戰爭博物館研究館員王記華和威海市政協文史委原主任董進一的《甲午遼東鏖兵》、山東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戚海瑩的《甲午戰爭在威海》、威海市地方史志辦公室柯平研究員的《反割臺抗日運動》。這套叢書,可以說具有學術性與思想性、史料性與可讀性、現實性與開拓性于一體的論著。其章兄和戚俊杰分別寫了序言。其章兄是通讀《勿忘甲午》全部書稿后寫的序言。他認為叢書最突出的特點是力圖做到三個統一:其一,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的統一;其二,史與論的統一;其三,知識性與學術性的統一。以上特點,也是其優點之所在。

2005年7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了199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其章兄之《甲午戰爭史》。《甲午戰爭史》是伴隨編輯出版《叢刊》續編進行的,列為山東省社會科學“六五規劃”的一項課題立項。《甲午戰爭史》出版后,受到了有關領導部門的重視。1992年,此書被評為山東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關于再版的《甲午戰爭史》,其章兄“對全書又重新做了校訂,錯字改之,漏字補之。原來書中凡公元紀年、記時及單純用作數詞的數字,皆用漢字,今除引用文獻仍保其舊外,余則統改用阿拉伯數字。對西人譯名誤從近人者,則根據清朝檔案更正之”,書中插印若干照片和地圖。書后還附有一份《征引與參考書目舉要》,以便于讀者查閱。對該書學界評價頗高,其章兄選擇三位教授評語印在書后:中央民族大學郭毅生教授說:“《甲午戰爭史》史料淵當,考訂精嚴,書中史識不凡,多獨到之筆。作者把自己的智慧與心血都灌進了書里,這是他奉獻給讀者最寶貴而真摯的貢品。”臺灣政治大學吳訓義教授說:“本書引用的第一手史料,為數甚多,這一百二十余種,為其一大特色。對于中日甲午戰爭發生經過之敘述也十分詳盡,可以說是了解戰爭如何發生的最好參考資料。”日本拓殖大學龜谷隆行教授說:“眾所周知,戚其章先生是甲午戰爭史研究之第一人。……戚其章先生的成果,可以說不僅提高了甲午戰爭史研究的水平,而且在這個領域的研究方面奠定了一個基礎。”再版的《甲午戰爭史》出版后,其章兄于2006年2月14日簽名用印寄下。

2005年8月,由我主持、納入吉林省出版集團重點圖書規劃的《中日甲午戰爭全史》五卷六冊(即戰前篇、戰爭篇(上、下)、戰后篇、思潮篇和人物篇),也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許多朋友說有南北呼應之妙。《中日甲午戰爭全史》出版后,即郵給其章兄。這套書被吉林省評為優秀著作一等獎。

2006年1月,其章兄應天津古籍出版社之邀所寫《走近甲午》出版。本來在21世紀初就考慮“年事已高,就此擱筆”,但不愿對不住朋友而應承下來。其章兄定書名為《走近甲午》,與個人的研究經歷有關。他說:“我研究甲午戰爭快50年了,這個過程可以用三句話來概括:一是從局部探索到全面推進;二是從略通門徑到漸入堂奧;三是從描述歷史到反思歷史。所以,用“走近”兩個字能夠比較準確地反映我所走過的研究之路。既然是要總結幾十年的歷史心得,在體例上也就不采取一般專史的面面俱到的寫法,而是以現在通行的章節體形式,將有關甲午戰爭研究中的學術前沿問題納入到各章節之中,較好地將個人長期研究心得展現出來。”其章兄特別在意“學術前沿問題”,即是引起爭論的熱點問題、對國外某些需要商榷的觀點問題、新資料發現而需要對某些歷史事實重新認識的問題和研究中提出的某些偽命題必須加以澄清的問題等加以考察、論述。最后他說:“總之,我寫作此書的一個目的,就是希望讀者通過閱讀此書,不僅能夠進一步加深對甲午戰爭的了解,而且能夠開拓思路,認識到中國在甲午戰爭失敗中不只是有深刻的教訓,也有十分寶貴而值得總結的經驗,以期真正做到以史為鑒。”《走近甲午》出版后又迅速寄我。

2009年5月19日-23日,北洋海軍成軍120年之際,中國史學會、山東省歷史學會、威海市人民政府主辦,威海市社會科學聯合會、威海市劉公島管理委員會、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館承辦了北洋海軍成軍120年學術研討會。沒想到此次會竟是我與其章兄最后一次相聚,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5月19日晨5時,我與楊惠萍下船,下榻于塔山賓館。其章兄仍是會議組織的顧問角色,異常忙碌。見面非常親切,他談了會議安排。20日開幕式,我作為與會代表致辭而同其章兄都坐在主席臺上。21日下午閉幕式上王家儉與其章兄先后發言。22日我們一起乘船往劉公島,參觀劉公島甲午戰爭紀念地。一路上,與伊原沢周、王家儉、劉恩格、戚俊杰,與其章兄交談甚歡。中午在賓館用餐后,都在貴賓室休息。甲午戰爭博物館負責人動員大家題詞留念,王家儉、伊原沢周都寫了字,其章兄好像是主人一樣,拉著我一定要寫幾個字。我只好寫下“弘揚民族精神,捍衛祖國海疆”12個字。其章兄提交這次會的文章是《北洋艦隊覆沒的歷史反思》,我的文章為《沈壽昌民族精神的弘揚》,分別在會上作了報告。

同年9月28日,其章兄又寄來中華書局剛印出的《甲午戰爭新講》一書,書的芳香味還在。連讀兩天看完,知他是在從事50多個年頭兒甲午戰爭研究,先后出版了書名帶“甲午”二字的著作8部,以及與甲午戰爭有關的著作兩部之后,還是“覺得工作做得還很不夠,因為這些書多半專業性比較強,而且其中除《甲午戰爭史》一書外,不是就甲午戰爭有關的某個專題展開論述,就是從某個側面對甲午戰爭進行考察,這對于一般讀者來說,閱讀起來是很不便的”。于是才想寫一本篇幅不太大,又能讓讀者對甲午戰爭有比較系統而真切的了解的書。其章兄經過反復考慮,對要寫的書確定了四個字的要求——要、信、精、新。

要——從體例上講,本書不采取一般甲午戰爭史面面俱到的寫法,在內容安排上雖須要兼顧到面,但盡量多著墨于其中的要事和要義。

信——本書雖然篇幅不大,卻是一部信史。書中的每一件事、每一句話都是信而有征,言必有據。

精——本書不回避熱點、甚至敏感問題,要把自己認為最精彩的內容、包括個人半個世紀的研究心得呈獻給讀者。

新——本書特別重視一個“新”字,希望讀后能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所以書中大量采用新發現的史料和新的研究成果,以反映當今中外學術界研究甲午戰爭史的最新水平。此外,還把筆者研究過程中的某些經歷穿插于書中,以與讀者分享,這也是一項新的嘗試。

對于中國來說,甲午戰爭是一次失敗的戰爭,然敗中有勝,失中有得。作為后來人,既要深刻認識到其所以失敗的慘痛教訓,也要認真總結那些十分寶貴的歷史經驗,庶可做到以史為鑒,以收啟迪之益。這就是其章兄撰寫該書的初衷。

這本書是其章兄對甲午戰爭的最后貢獻。

記得2009年5月23日我參加完北洋海軍成軍120年學術研討會,返回大連前作別時,談到2014年甲午戰爭120年時再相聚。可是前幾年北京電視臺要錄甲午故地電視片,我到威海才知道,其章兄身體欠佳未能應約,只有我同戚俊杰被邀為嘉賓。當時以為其章兄是臨時稍有不適。可2011年11月18-20日安徽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合肥市文廣新局主辦,李鴻章故居陳列館承辦的“探索與自強——李鴻章學術研討會”,研究甲午戰爭和李鴻章的學者劉申寧、翁飛、謝俊美、蘇小東、姜鳴、戚俊杰和我到會,其章兄又未能蒞會,大家關切的談論。本來要向戚俊杰先生打聽消息,他卻因故參加完開幕式即先行離會,無法獲確切消息。我在大會閉幕式上建議在合肥建立李鴻章研究中心,得到蒞會的學者支持,省市領導的贊同。其章兄獲此信息后也認為十分必要。

其章兄猝然病逝幾個月了,我仍震悼不已,至今仍難以平息。在我的心目中,其章兄真像個兄長,既是大智大勇的開風氣者,又是循循善誘、誨人不倦的良師。不料,威海一別,竟成永訣。哲人仙去,能不愴然于懷?今重翻其章兄大著,感悟良多,嗟嘆不已。今回憶相處之40載,草成短論,以志悼念,并寄哀思。其章兄雖去,音容笑貌,縈繞腦際;大著等身,青史留名,其可慰乎哉也。

 

(作者:大連民族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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