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戚其章

出處:甲午網欄目:(暫缺)發表日期:2011年9月16日

摘要:濟遠管帶方伯謙軍前正法,曾引起海軍內外的極大震動。或謂罪有應得,或謂實屬冤案,此案聚訟至今。20世紀50年代,我正在撰寫《中日甲午威海之戰》一書,對方…

關鍵詞: (暫缺)

在黃海海戰引發的若干公案中,若論參與人數之眾多,論爭時間之持久,恐怕要屬方伯謙被殺案了。

 

方氏其人

方伯謙,字益堂,福建侯官人。福州船政局后學堂駕駛班第一屆畢業生。1876年,閩局首次派海軍學生出洋,方伯謙入選。翌年春,赴英國,入海軍格林尼次書院,后上兵船學習。1880年,出洋學習期滿回國。歷任鎮西、鎮北炮船、威遠練船管帶。1885年,調管濟遠快船。1889年,升署北洋海軍中軍左營副將,委帶濟遠快船。1892年,署海軍副將期滿,改為實授。1894年6月,濟遠艦奉派駐泊仁川,以觀日人動向。日本蓄意伺機挑起釁端,業已昭然若揭。于是,方伯謙乃上條陳于李鴻章,建議速添快船,改善裝備,使“彼自聞而震懾”。并主張將艦隊聚零為整,以基地為依托,采取可攻可守的備戰方針,“有事則全隊出北洋游弋,若遇倭船,便于邀擊”,收泊時“依于炮臺,以固北洋門戶,邊疆自不至為所擾”。建言不無可取之處。然書才上,日本便挑起了戰爭。

黃海海戰后,李鴻章參奏方伯謙臨陣先逃,其奏曰:

查十九丑刻,濟遠先回旅,據稱船頭轟裂漏水,炮均不能施放,情有可疑。茲據丁汝昌查明,致遠擊沉后,該管駕方伯謙即先逃走,實屬臨陣退縮,應請旨將該副將即行正法,以肅軍紀。

廷旨允準,方伯謙被處以斬決。時年43歲。

方案調查

濟遠管帶方伯謙軍前正法,曾引起海軍內外的極大震動。或謂罪有應得,或謂實屬冤案,此案聚訟至今。20世紀50年代,我正在撰寫《中日甲午威海之戰》一書,對方伯謙之死采取何種意見,斟酌再三,一時拿不定主意。后來覺得還是要先做調查研究,再下筆不遲。我的調查從四個方面著手進行:

第一,水手口碑。我先訪問了一些北洋艦隊的老水手,發現方伯謙的口碑極差。水手們恨其畏敵不前,因方、黃音近,竟給他起了個不敬的綽號“黃鼠狼”。如來遠艦水手陳學海說:

定遠、鎮遠、致遠、靖遠、經遠、來遠幾條船都打得很好。日本主船大松島中炮起了火,船上所有的炮都啞巴了。數濟遠打得不行。濟遠船主姓黃(方),是個熊蛋包,貪生怕死,光想躲避炮彈,滿海亂竄。各船兄弟看了,沒有不氣憤的,都狠狠地罵:滿海跑的黃鼠狼!后來,濟遠船主不聽命令,轉舵往十八家島跑,慌里慌張地把揚威撞沉了。

當時,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報紙《字林西報》刊載記者對北洋艦隊水手的訪談,也指出濟遠遁逃之際,匆忙中誤陷淺灘,適揚威因起火脫離戰陣而擱淺于此,彼突然轉舵將揚威撞毀,逃回旅順。又稱:“上岸后,外國乘員表示,此后拒絕這種艦長指揮。”

這位“外國乘員”就是濟遠艦的德籍洋員哈富門。海戰時,艦上共有8名洋員,戰后論功行賞,除2人陣亡給予獎恤外,另外5人也都受到獎賞,惟獨哈富門被排除在獎賞名單之外,因此憤而辭去。

陳學海親歷黃海之役,作戰勇敢,胯下被炮彈皮削去一塊肉,驗二等傷,獲獎銀30兩,而從此失去了生殖能力,老來無子女,只能靠侄子供養。他的話,與《字林西報》的訪談錄相印證,可知不是個人的偏激之言。

第二,洋員反映。當時參加海戰的洋員反映又是如何?這也是必須要了解的。定遠艦上的英籍洋員戴樂爾在戰后曾提及此事,寫道:“濟遠各炮為巨錘擊壞,以作臨陣先逃之借口;其后管帶方氏因此事及前此相類之事而喪其顱焉。”所述過于簡略,難窺顛末。幸讀美國傳教士林樂知主持并由華人蔡爾康編譯的《中東戰紀本末》一書,其卷四收入參加海戰的“西友”一封來信,內稱:

兩陣相交,方伯謙先掛本船已受重傷之旗以告水師提督;旋因圖遁之故,亦被日船劃出圈外。致、經兩船,與日船苦戰,方伯謙置而不顧,茫茫如喪家之犬,遂誤至水淺處。適遇揚威鐵甲船(快船),又以為彼能駛避,當揮舵離線之頃,直向揚威。不知揚威先已擱淺,不能轉動,濟遠撞之,裂一大穴,水漸汩汩而入。……方伯謙更驚駭欲絕,如飛遁入旅順口。

這位“西友”其實就是鎮遠艦上的美籍洋員馬吉芬。此信還提到,哈富門回到旅順后,“自言不幸而遇方伯謙”,“從此永不愿與之為伍”。信中所述與北洋艦隊水手們所談情況是完全一致的。

第三,日方記錄。日本聯合艦隊作為參戰的一方,對這次海戰的記錄也很重要。如日艦第一游擊隊第二艦高千穗某尉官有一份親筆記述,稱:“敵終于不支,四分五裂,全面潰敗。濟遠、廣甲首先向西南敗走。”第一游擊隊旗艦吉野號作為首艦,其司令官坪井航三少將的報告說得更為具體詳細:

3時30分,致遠右舷傾斜沉沒。經遠仍在大火中掙扎,而且遭受破損,進退不得。最后敵陣終于全面潰散,各自逃遁。其中有濟遠、廣甲、來遠、經遠、靖遠等,濟遠則先于他艦逃跑。

這些報告也都指證是濟遠先逃的。

第四,方氏自述。濟遠逃回旅順口后,方伯謙向水陸營務處道員龔照嶼提出一個報告,敘述戰斗的經過:

昨日上午十一點鐘,我軍十一艦在大東溝外遇倭船十二只,彼此開炮,先將彼隊沖散;戰至下午三點鐘,我隊轉被彼船沖散。……我軍定遠頭桅折,致遠被沉,來遠、平遠、超勇、揚威時已不見。該輪陣亡七人,傷處甚多,船頭裂漏水,炮均不能放,駛回修理。余船仍在交戰。

方氏的這段自述,雖是在解釋提前回旅的原因,但也無意中透露了濟遠駛逃時的戰場情況。

方氏自述所謂“十一艦”,是指最先迎戰日本艦隊的十艦和其后參加戰斗的平遠艦。致遠沉沒是在下午3時30分。此時,超勇已被擊沉,揚威起火后駛向大鹿島方向躲避,平遠邊戰邊向東進,來遠則獨自向日艦比睿進擊,因此在濟遠看來4艦“時已不見”。戰場上尚在作戰的“余船”,只能是定遠、鎮遠、靖遠、經遠、廣甲5艦了。其中,廣甲隨濟遠而逃,經遠是在3時52分開始遭到日艦第一游擊隊的合擊,濟遠卻都沒有看到,表明它逃離戰場的時間是在下午3點30分和52分之間,約在3點40分鐘左右,比整個艦隊結束戰斗提前了近兩個小時。

中國傳統史學重視多重證明法,既已四證俱全,方伯謙臨陣先逃的罪名是不容置疑了。但我覺得,還應該謹慎從事,因為這里涉及到兩個具體問題:

其一,濟遠傷重?據方伯謙自稱,濟遠是因“傷處甚多,船頭裂漏水,炮均不能放”,才駛回旅順修理的。李鴻章認為所說“情有可疑”,丁汝昌查明所報不實,是否可信?值得注意的是,哈富門辭職回國路過上海,住宿禮查客寓,滬上各國記者詢問戰事者甚多,當問到濟遠的損傷情況時,他做出了簡短的回答,使我們弄清了三點:(一)濟遠僅有兩門大炮受損,15公分尾炮1門“機器受損,不能運動”,21公分大炮1門“機器也已損壞,炮架不能運動”,并不是“炮均不能施放”。(二)根本未提到“船頭轟裂漏水”的事,可見乃是子虛烏有。(三)指出“我船雖受傷,并無大礙”,并非傷重到不能繼續作戰的地步。所以,濟遠提前回旅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其二,撞壞揚威。關于濟遠撞壞揚威艦的問題,也是一個歷史之謎。雖然丁汝昌在報告中說濟遠撞壞揚威,北洋艦隊水手陳學海以及洋員戴樂爾和馬吉芬也都證實此事,但我總覺得情況還不是十分清晰,不敢輕易相信。這里明擺著一個令人難解的問題:按北洋艦隊的布陣來看,揚威位于右翼的陣腳,而濟遠則位于左翼的陣腳,兩者相距差不多在4公里左右,是如何相撞的呢?何況濟遠是向西南的旅順方向駛逃,又怎么能與揚威相遇呢?日方的記錄為我們解開了這個謎。《吉野艦記事》稱:“濟遠、廣甲向西北方向逃走。”坪井航三的海戰報告更指出,它們“想要經過沿岸線海逃走”。原來,濟遠為了避開日本艦群,并不是直接向西南駛逃,而是向西北淺海處繞行,從而撞到了已擱淺在那里的揚威。

揚威沉海之際,管帶蹈海而死,幫帶大副鄭文超遇救生還。戰后,李鴻章參奏失職諸將,鄭文超也被追究責任:“當大東溝與倭接仗,該船行駛太遲,致離大隊;及受敵炮彈炸焚之時,又未能極力灌救撲滅,雖為濟遠船碰傷,究因離隊而起,咎有應得。”對其給予“革職留營效力,以觀后效”的處分。這也為濟遠撞毀揚威提供了一個佐證。

花費這么多的功夫來調查和考證,我才敢在《中日甲午威海之戰》書中比較放心地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濟遠管帶方伯謙看見致遠沉沒后,膽戰心驚,急忙下令轉舵逃走,倉惶中誤撞揚威船身。揚威先已擱淺,不能轉動,又被濟遠撞一大洞,不久沉沒。

《冤海述聞》早在方伯謙死后不久,即有人開始為方伯謙鳴冤。“方案”究竟是否冤案?100多年來聚訟不斷。其始作俑者應屬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在上海刊印的《冤海述聞》一書,發出了為方伯謙鳴冤之第一聲。此書不著姓名,署款“冤海述聞客”。自此以后,凡為方氏鳴冤者大都引此書為據。但大多數研究者卻對此書內容的真實性表示懷疑,對其不夠重視。我認為,若不將《冤海述聞》這部書研究透徹,無論對方氏做出否定或肯定的評價,心里都是不能塌實的。這里必須弄清楚三個問題:

第一,作者為誰?“冤海述聞客”究竟是何許人?長期以來一直是一個謎。史學界比較一致的意見是,此人必是濟遠艦的一位官員。較早者即有“身歷者之申述”的猜測。其后,又有人認為,書中“記敘有名有姓,有聲有色,非親其境親睹其事者,是無法做到的”。這些話有一定的道理。對此,我曾做過詳細考證,發現這位化名為“冤海述聞者”就是濟遠艦的幫帶大副何廣成。

何廣成是方伯謙一手提拔的親信。他上濟遠艦不久,便充補舢板三副。1892年12月,原濟遠駕駛二副調離,即以何廣成升署。到1893年5月,才半年不到就改為實授。1894年8月,濟遠幫帶大副沈壽昌在豐島海戰中陣亡,其遺缺又以何廣成拔補,成為濟遠艦的第二把手。數年之內,他連升三級,可謂官運亨通。特別是作為幫帶大副,何廣成對濟遠臨陣先逃也是負有一定責任的,因此化名著書為方氏鳴冤也為自己辯解,這就不難理解了。

第二,史料價值。《冤海述聞》的史料價值如何?人們的認識很不一致。有人肯定,認為“其資料尤其珍貴”,相信其真實性。有人否定,認為所述“殊難令人置信”。各走極端。還有人調和其間,認為“此書非盡實錄,但與他書互相參證,亦可窺所述兩次戰役(豐島及黃海)之真相”。這種意見較為可取。此書盡管為方氏辯護,但也可從中看出方氏算得上中國最早的海軍干練之才,憂心國事,數次上書建言,只是在戰爭的緊急關頭經不起考驗而做了逃將,對他的過去不能全盤否定。此書作者還是濟遠艦的高級官員,了解許多局外人所不能道的海戰內幕情況,對其所述做一番認真的辨析考證,是會有很高的史料價值的。

第三,寫作目的。何廣成寫此書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說明方氏是“冤死”,是一樁冤案,故要“紀其戰事顛末,以待當世之公論”。他用來證明方氏“枉死”的理由主要有三:

其一,全隊未整,督船搶行。“原議整隊后,每一點鐘船行八口迷(海里),是時隊未整,督船即行八口迷,以致在后四隊之濟遠、廣甲,五隊之超勇、揚威,均趕不及。” 艦隊變陣需要一個過程,戰時與平時訓練又不同,督船必須當先迎敵,不能減速以待僚艦,因此變陣只能在艦隊運動中完成。何廣成因濟遠“趕不及”而指責督船,是沒有道理的。

其二,炮械全壞,無可應戰。這是濟遠臨陣先逃的主要理由:“濟遠中炮數十處,后炮座因放炮不停,炮針及螺釘俱振動潰裂,致炮不能旋轉。前大炮放至數十余出,炮盤熔化,鋼餅、鋼環壞不堪用……船中炮械全壞,無可戰,只得保船西駛。”所述濟遠大炮損壞情形,有一定的真實性,也為德籍洋員哈富門所證實。但主要的問題在于:(一)濟遠21公分前主炮共有兩門,一門損壞,還有一門可用;(二)除此而外,艦上還有47公厘炮2門、37公厘炮9門和金陵造鋼炮4門。所以,何廣成所說“船中炮械全壞,無可戰”根本不是事實。后之論者不加細察,就以此為依據,并大為發揮,稱贊方伯謙“千方百計地保存了一條兵艦”,“不僅無罪,而且有功”,就更離譜了。

其三,提前回旅,僅早片時。濟遠早回旅順,到底早了多少時間?何廣成說:“(濟遠)以夜四點二刻到旅順,各船以六點鐘亦道,相隔僅片時也。”照此說法,濟遠是9月18日晨4時半到的旅順,比艦隊提早了一個半小時。這完全不是真實的情況。因為濟遠回旅順的時間,當時即由旅順水陸營務處上報:“丑刻,濟遠回旅。”丑刻是凌晨兩點左右,不是4點半。至于艦隊回到旅順的時間,有丁汝昌的電報為證,也不是早晨6點,而是上午巳時,已經到9點了。戰后,美籍洋員馬吉芬撰文稱:

卑怯懦弱的方艦長乘坐的濟遠,敵艦開始射擊不久即逃出隊外,……該艦于翌晨2時到達旅順,即我艦隊抵港7小時前。

這進一步證明:濟遠回旅的時間是丑正(凌晨2時),艦隊回旅的時間是巳初(上午9時),兩者到達時間前后相差7個小時,怎么能說是“相隔僅片時” 呢?

正由于此,后之為方氏鳴冤者也感到《冤海述聞》破綻百出,難以服人,只好另尋出路了。

《盧氏雜記》又稱《盧氏甲午前后雜記》,是一部手稿,為福建師范大學圖書館所收藏。記得1981年11月,我到福州做調查,到該圖書館查閱書目卡片時,發現其書名,即疑其與甲午戰爭有關,想借出一閱。但該校陪同我的一位老師說,書架上未找到此書。1983年4月,我正為中華書局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之一的《中日戰爭》卷,又記起了這本書,于是再次來到福州,想看其史料價值如何,以決定是否收入卷中。還是上次那位老師陪同,他告訴我該書已被借走,借書者出差到上海了。還是無由寓目,怏怏而歸。心想兩次千里迢迢來此,真與此書無緣也。收入《中日戰爭》卷之事,也只好作罷。

不料幾年之后,事情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有人撰文說,在福州發現的《盧氏雜記》稿本,是“不可多得之甲午海戰原始資料”,足以“證明濟遠英勇善戰,廣甲先逃,濟遠的確戰至炮毀無以應敵方退出戰斗等問題”。這在當時來說,確實是一件驚人的消息。于是,為方氏翻案者紛紛發表文章,以此來否定濟遠先逃的事實。

我是直到1986年6月才看到《盧氏雜記》手稿的復印件。是書作者盧毓英,乃福州船政學堂管輪班學生,1889年畢業,到廣東海軍任廣甲船管輪。1894年5月為海軍大閱之期,廣甲等船皆至北洋,因留調遣,得以參加黃海海戰。此書并非盧氏當時的記事手稿,而是事后追憶,因已歷年數,難免記憶不清。且其內容有見有聞,聞多見少,以訛傳訛之處所在多有。何況黃海一戰,盧氏雖是參加者,卻因在艙內操作,只在兩軍接仗之處,才“上艙一望”,也不可能真正了解海戰的具體過程,故所述情節多耳食之言。應該說,《盧氏雜記》史料價值甚低,對其可信度要大打折扣,不宜輕率引用,視之為“甲午海戰原始資料”是絕對不行的。

舉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盧氏雜記》所述的濟遠逃跑問題。書中這樣寫道:

致遠既覆,超、揚既火,廣甲尤膽落,急返棹而逃。……濟遠當敵之沖,迎擊既久,炮多炸裂傾倒,無以應敵,于是亦逃。

據此,有論者得出兩個結論:第一,“廣甲逃離戰場并非在濟遠之后,而是在濟遠之前。”第二,“廣甲在船炮無恙,士卒未傷的情況下帶頭逃跑,屬于臨陣脫逃,而濟遠則屬被迫撤離,更不存在方伯謙駕濟遠先逃,廣甲隨逃的問題”。其實,《盧氏雜記》的這段話,完全是轉述《冤海述聞》,并不是什么新材料,論者也不認真查對,不能不是一個疏忽。何況《方氏自述》已經承認,他駕艦駛退時廣甲還在戰場上,廣甲又怎么可能先濟遠而逃呢?

由此可以認識到:辨析史料,是歷史研究過程的起點和基礎;不從史料的考辨入手,也就談不上科學方法的歷史研究。《盧氏雜記》的歷史價值太低,視之為信史,據以為方氏翻案,是很容易上當受騙的。

愛國將領?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期,由于方氏后裔的介入和一些非專業人士的參與,為方氏翻案的勢頭越來越猛,使這場學術討論變得有些復雜化了。1991年9月,“甲午戰爭中之方伯謙問題研討會”在福州市召開,更使翻案的勢頭達到了高潮。

會前,我曾接到邀請函,因為預計到會議未必能夠保持正常的學術氣氛,復函婉謝,未能親自到會聆聽。從其后出版的《研討集》看,所收的數十篇文章表現出為方氏辨冤的一邊倒傾向。會議開幕式致詞竟然聲稱:

大量中外史料證實:方伯謙是中國近代海軍杰出的人才,在捍衛祖國抗擊外侮的甲午海戰中,是英勇善戰的指揮員,決非逃兵,他蒙冤被責是清政府腐敗沒落所致。國內外的觀點已基本取得一致,這也是學術研討上之一大新聞。

果然,研討會一開始便定了調子。會后,《福建日報》刊出了這次研討會的綜合報道,其結束語是:

綜觀方伯謙對北洋海軍的建樹和兩次海戰中英勇善戰的表現,應認為他是中國近代海軍中的愛國將領。

會上的不同聲音,不僅在報道中得不到任何反映,反而被歸入到“一致肯定”的行列中去了。既抹煞不同的意見,又不管真實的歷史如何,硬要樹方伯謙這樣一位“愛國將領”,這種做法是不足為訓的。

但是,細閱《研討集》所收的大多數文章,大都是重彈《冤海述聞》和《盧氏雜記》的老調,毫無新意可言,既未提供任何新的材料,也未提出任何創新的見解。惟一值得注意的事情,是有論者提出了“西戰場”說。

西戰場說

何謂“西戰場”?據論者說,致遠沉沒后,濟遠非但沒有馬上逃走,反而獨自開辟了一個“西戰場”。此話從何而來?論者的回答很干脆:“這是任何思維能力健全的人都能得出的推論。”

“西戰場”說一出臺,就引起了學術界的震驚。因此采訪者頗不乏人,論者又進一步做了詳盡的說明:

致遠久戰沉沒后,濟遠非但沒逃,而是惟一留在西戰場死戰不退和4艘軍艦單獨作戰,苦戰4小時,到下午5:30才由于“無可戰”而退出戰場。……日艦怕濟遠后炮,不敢猛追。甲午海戰中國艦只打得英勇,尤其是濟遠,打得日本人都不敢寫明戰史了。在西戰場打得很好,我們應該宣傳我們艦隊作戰的英勇,不能長他人的志氣。

說得娓娓動聽,感人肺腑,無奈只是一個令人陶醉的虛幻的神話。人們不能不佩服這位論者的非凡勇敢和超人想象力,他靠自己健全的思維——“推論”,便推出了一個“西戰場”說。這個“西戰場”竟嚇壞了日本人,連他們的戰史都不敢寫明了。竊以為,靠虛構的英雄故事唬人,是不能長我們民族的志氣的。

所謂“西戰場”說,完全是靠思維創造的“歷史”,乃子虛烏有,與真實的歷史無涉,無須加以駁辨。但要指出的一點是,評價歷史人物是一項十分嚴肅的學術研究工作,不是兒戲,不能靠噱頭嘩眾取寵,那樣只會把自己引向研究的死胡同。

 

附記:

北洋海軍鎮遠艦德籍洋員Heckman,其漢名作哈卜們,或譯作赫(黑)克曼。王家儉教授《洋員與北洋海軍建設》與筆者《走近甲午》二書,皆誤作兩人。《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謂為不同譯名,甚是。又,哈富門(Hoffmann或Hoffman)系濟遠艦之德籍洋員,筆者《走近甲午》書中將其與哈卜們誤為一人,亦應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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